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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和出于祖国安全的需要,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政协全国委员会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的要求,与各民主党派充分协商后,于1950年11月4日发表《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号召国内各族各界人民积极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抗美援朝期间,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了三次赴朝慰问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抗美援朝运动。

   本文讲述了梅兰芳1953年9月下旬率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第三分团,为志愿军演出的感人经历。

   ▲1951年,赴朝慰问团团长廖承志(左二)、副团长陈沂(左一)、田汉(左三)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右一)献旗。

1953年10月,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总团长贺龙率领慰问团到朝鲜慰问志愿军。

初到朝鲜

   当我们来到遍地都是战争创伤,遍地都是英雄事迹的朝鲜,志愿军同志们以最高的热情来欢迎和招待祖国的亲人慰问团同志们。他们穿着整齐的军服,胸前挂满了勋章、奖章、军功章、纪念章,排成一条夹道,将每一束鲜花送到我们手里。我们和他们拥抱着,紧紧握着手,满脸笑容,彼此互道辛苦。接着,战士们把我们簇拥到欢迎会的广场,我们愉快地参加了欢迎大会。

   战士们为我们准备了温暖的卧具和丰富的饮食,并且在短期内为我们新建了宿舍,有的房子里面还贴着“高高山上盖礼堂,迎接亲人进新房”的春联。春联中间还有一块写着“战地宿舍”四个大字的横额。当我走进宿舍,第一眼就看到床边白纸糊的墙壁上,粘贴着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合影,还有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留着胡须的照片。再往四面望去,壁上贴满了《醉酒》《奇双会》等彩色剧照,这是志愿军同志为了迎接我们从《人民画报》上剪裁下来的。

   虽然接下来在寒冷的气候里、在风里甚至在雨里的表演对任何一个演员说来,都是从来没有过的经验,但是人人都感到特别高兴,每个人只是专心于如何把声音送到最远的后排,如何把动作表演到最适度最优美的境地。看到台下最可爱的观众的笑脸和听到像潮水一样的掌声时,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和鼓励了。

露天舞台雨中清唱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广场招待志愿军。我到了后台化妆室,那是一间文娱活动的屋子,里面有书报、棋类、球类等。当中一张长桌子,是腾出来给我们化妆用的。我从化妆室走出,来到广场的后台,舞台是志愿军用木板、木柱花了一夜时间搭架起来的。舞台上面没有顶,只挂着几道幕布,一阵紧一阵的西北风向幕布扑上来,发出呼啸的声音。高高矮矮的电灯架矗立在舞台前面,2万多支烛光集中地照着舞台的中心,志愿军的首长正站在扩音器前面向战士们讲话,说明这次慰问演出的意义。我从侧幕的空隙往外面看,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一直挤到戏台的前沿,演员和观众打成一片,几乎没有了距离。有些人坐在小板凳上,有的席地而坐,旁边一座平台上也挤满了人。再往远处望,房顶上也有人蹲在那里看。主持晚会的同志告诉我,参加今天晚会的可以统计的人数是12000人左右。后来各地部队得到消息,陆续赶来参加,加上附近的居民,看上去总有2万人以上,真是一个盛大的晚会!

   这天的节目有《收关胜》《女起解》《金钱豹》,最后是我和马连良先生的《打渔杀家》。当第一个节目——华东京剧团《收关胜》演出的时候,风刮得更大了。红脸扎靠的关胜出场以后,我看见风吹卷了他的靠旗,吹乱了他的髯口,动作也受了限制。风越大,他越抖擞精神,挥舞着大刀,和同场的对手紧凑地开打起来。有些专演文戏的演员们,兴奋地担任了跑龙套的工作。一位演小生的同志,因为对武戏中的快步圆场不习惯,几乎摔倒在台上,但是他们都以最高的情绪坚持下来了。他们感觉到为最可爱的人演出是无上的光荣,最大的安慰。

梅兰芳(左)与马连良(右)同台演出《打渔杀家》

   《收关胜》演到一半,天下起雨来,先是淅淅沥沥,后来是越下越大,幕布和台毯都打湿了,但是武行同志们仍然是一丝不苟地轮流翻着打着。这时,我的衣服也溅湿了,就退回化妆室里。10分钟后,外面锣鼓声突然停止,演出组的负责同志告诉我:“《收关胜》演完了,现在休息。技工组同志们正在舞台的左面支架一座帐篷,好让音乐组的同志们在里面工作(因为乐器受了潮是无法工作下去的)。”

   我回过头去,看见我的儿子葆玖已经扮好了《女起解》的苏三,红色的罪衣罪裙,穿得齐齐整整的站在镜子面前发愣。我就对他说:“你赶快出去,站在幕后,等候出场。虽然雨下得这么大,但是不能让2万多位志愿军同志坐在雨里等你一个人。”

   葆玖听我这样讲,就往门外走,正巧两位志愿军的负责干部走进来,把葆玖拦住,叫他不要出去,然后对我说:“现在已经9点半,雨下得还是这么大,我们考虑到你们还有许多慰问演出工作,如果把行头淋坏了,影响以后的演出,我们主张今天的戏就不演下去了。刚才向看戏的同志们说明了这个原因,请他们归队,但是全场同志们都不肯走,他们一致要求和梅先生见一见面,对他们讲几句话。”我说:“只是讲几句话,太对不住志愿军同志们。况且他们有从二三百里路赶来的。这样吧,我和马连良先生每人清唱一段,以表示我们的诚意。”

   马先生很同意我的意见,我们两个人就从化妆室出来,走到台口。我站在扩音器面前对志愿军同志们说:“亲爱的同志们,今天我们慰问团的京剧团全体同志抱着十分诚意向诸位作慰问演出,可是不凑巧得很,碰上天下雨,因此不能化妆演出,非常抱歉。现在我和马连良先生每人清唱一段。马先生唱最拿手的《借东风》,我唱《凤还巢》,表示我们对最可爱的人的敬意。最后,我向诸位保证,我们在别处慰问完成后,还要回到此地来再向诸位表演,以补足这一次的遗憾。”

   讲到这里,台下掀起如雷的掌声和欢呼声,这片巨大的声音盖过了雨声,响彻了整个山谷。二三分钟后,掌声和欢呼声才平息下去,清唱就开始了。马连良先生唱完了《借东风》之后,接着我唱《凤还巢》。

   我看到地上积满了水,志愿军同志们的衣服都湿透了,但是他们却端坐在急风暴雨中聚精会神地望着我,听我唱。从他们兴奋无比的面部表情上,从他们每当我唱完一句、在过门当中热烈鼓掌的动作上,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热爱民族艺术,多么热爱来自祖国的亲人。我不禁感动得流下泪来。雨水从我的帽檐上往下流,和泪水融汇在一起。

   如果说,在通常的演出场合,观众与演员之间还存在着界线的话,那,这里是没有界线的,也没有观众和演员之分,台上台下都忘掉了寒冷,忘掉了风雨,彼此的心情真正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这一次的雨中清唱,在我数十年的舞台生活中,是没有前例的,也是我在赴朝慰问演出当中最难忘的一件事。

香枫山“贵妃”风中“醉酒”

   有一次,在朝鲜中部香枫山进行慰问,演出的场所是一个在半山中开辟出来的广场,舞台的前面摆着几排木凳子,坐的是首长、战斗英雄和女同志,后面的战士就拿石块当坐席,最后排的观众因为距离太远,只能站在石头上看,两边还停着许多辆卡车,车上也站满了人。台的左面是一排高高的山峰,山腰里横着一个巨大的木架,上面缀满了松枝,白色的木板上画着和平鸽,而保卫和平的战士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倚在树边,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大包厢。

   在舞台的左后方用芦席隔成了一间露天化妆室,我就在这里扮戏。周信芳先生演完《徐策跑城》,下场就对我说:“今天台上的风太大,抖袖、甩髯、跑圆场的种种身段都受了限制。”我听他说完,自己就盘算着,今天台下上万的观众,都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可是风刮得那么大,太阳照在脸上也影响了眼神和面部肌肉的运用,我该如何把这出戏演好,让大家听着和看着都满意呢?这恐怕是很难做好的吧?

1953年,梅兰芳(右三)在朝鲜演出《贵妃醉酒》。

   果然,我演《贵妃醉酒》,一出场就感到身段表演的确受了限制。在“海岛冰轮……”的大段唱念当中,我才逐渐找到了在大风中表演的规律:做身段要看风向,水袖的翻动,身子的回转,必须分外留心,顺着风势来做;不然,就要刮乱衣裙,破坏了舞台上形象的美。因此,醉后的闻花、衔杯以及与高、裴二力士所做的几个身段,就需多加几分力量,才能在表演中控制风中的动作。唱的时候也是如此,迎着风唱,会把嗓子吹哑了。可是,还要想尽方法靠近扩音器,使声音能送到最远的一排和高高的山上去。

   当我听到台下的掌声,看到他们的笑脸时,就什么痛难都忘记了,只感觉到这些最可爱的观众全神贯注地望着我,给了我无限的温暖,使我不自觉地深入到戏里。

战地宿舍胡琴暖

   我们在朝鲜的时候,除了在舞台上作慰问演出以外,还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可能的条件下,向我们最可爱的人进行慰问。志愿军负责招待工作的同志对我们生活上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因此,我们表演的时候,他们往往没有时间去看戏,使我们感到不安。

   有一天晚饭后,老舍和周信芳两位先生在散步的时候,听到一间屋里有胡琴的声音,就来告诉我说:“我们今晚组织一个清唱晚会来慰问他们一下吧!”我说:“您这主意很对,最好再找几个人来参加,显得热闹些。”于是,就约了马连良先生一同走到那间屋子里去,山东快书说唱家高元钧先生也披着衣服赶了来。

   志愿军同志看见了我们,都站起来招呼。老舍先生说:“这几天大家都辛苦了,整天忙我们的事,也没有机会痛痛快快听一回戏,今天我们特地来跟大家凑一个临时清唱晚会。”接着就向他们介绍我们的名字,大家鼓掌欢迎。

   有人提议找我们的琴师,我说:“不必找他们,刚才听见胡琴响,就请那两位拉胡琴的同志给拉一下,更有意思。”一位同志介绍说:“这两位是我们的炊事员牟绍东、王占元同志,他们都会拉。”牟、王两位同志谦逊地说:“怕我们托不好你们的腔。”我说:“不要紧,我们会凑合你的。”

   我们的清唱晚会开始了,马连良首先唱了《马鞍山》和《三娘教子》,周信芳唱了《四进士》,老舍说:“我来给你们换换胃口,来一段《钓金龟》吧!”这之后,我接着唱了《玉堂春》。最后,高元钧从长衫口袋里掏出两块铜片,说了几段轻松有趣的小段子,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我们烦他再来一个《武松打虎》,他就在两张床当中很窄的地方,眉飞色舞,拳打脚踢地演唱了武二哥在景阳岗打虎的那段拿手杰作。

   我们的清唱晚会刚一开始,消息就很快地传了开去,大家都来听,门外空地上黑压压站满了志愿军同志,他们聚精会神地细细欣赏着来自祖国的声音。有的人用手拍着板,有的还轻轻地跟着我们的调子哼腔,同志们说:“像这样的清唱晚会,比看舞台上的表演还要难得啊!”

   在赴朝慰问演出的工作当中,京剧团的每一个工作者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许多突击性的任务。我们剧团的机构是以华东京剧团的团员为基干,加上周信芳、程砚秋、马连良3位先生和我等少数人员组合而成的。有一个时期,我们因为要分别进行慰问,把剧团的工作人员分为两队。我们是第二队,这一个特殊的小小的演出单位,一共只有18个演员和几位音乐伴奏,以及服装、道具、化妆的一部分技术工作人员。

   有一次,在开城的满月台广场的慰问大会当中,我们18个演员的剧团居然演出了5出戏:《狮子楼》《三击掌》《追韩信》《借东风》《醉酒》。因为演员人数不够,有些向不登台的后台工作者,也都扮上了龙套。和程砚秋先生合演《三击掌》时饰王允的沈金波同志,一下场就改扮旦角来演《醉酒》里面掌扇的宫女。另外,还有中央歌舞团跳荷花灯舞的几位女同志,临时学了一些必要的身段,也立刻化妆为宫女,很高兴地上了台。这几个戏从前台来看,虽然还算整齐,可是,我们这一小队的全体工作人员,在后台却是十分紧张。许多已经穿好行头的演员,还忙着兼搞一些配合演出的舞台工作。有的拉幕、有的捡场、有的在幕后对着扩音器报幕。衣箱前面不住有人脱下这件,换上那件。场面上的工作同志只见放下鼓楗子就打小锣,挂起胡琴就拍铙钹。专司化妆、衣箱的“技工队”各位同志的工作更加繁重,他们几乎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总之,为朝鲜人民、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演出,不管在雨里走,风里演,登高山,涉河水,从露天剧场到坑道剧场,大家都是甘心愿意,并引为无上光荣的。

 

   本文选编自《支援抗美援朝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文章标题、视频、照片为编者所加。作者梅兰芳(1894—1961),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大师,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院院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