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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国府路300号(今上清寺人民巷45号)曾为民盟总部办公地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自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一年多的时间内,虽然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处于劣势,但总的说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的形势还是好的。当权的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本人,态度也还积极。但是,武汉失守,国民党退缩到重庆,日本人战线拉长,放松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攻,蒋介石却又故伎重演,将其政策的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而逐渐转向防共、反共了。抗战初期全国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取得来的某些民主权利,也受到限制或被取消。

   国民党顽固派这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举动,不仅遭到共产党的反对,而且使得拥蒋抗日的各党派和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的不满。顽固派坚持一党专政和消灭异己的政策,甚至使手无寸铁的各党派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各抗日党派纷纷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开展民主宪政运动,并主张联合起来共同研讨形势之发展,实际是对付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威胁,于是有了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之举,这个统一建国同志会,便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

   统一建国同志会发起组织人中有我,还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其宗旨是“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是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

   1939年11月下旬,中国青年党之左舜生、李璜、曾琦,国家社会党之罗隆基(后退出国社党)、胡石青,第三党之章伯钧,救国会之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之黄炎培、江恒源、冷遹,我作为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以及无党派之张澜等人,在重庆集会,拟订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统一建国同志会简章》。

   会议推举我和黄炎培将《信约》和会员名单送蒋介石。后黄炎培因蒋介石决定召见时正巧去了泸州,便由我于11月29日去面见蒋介石。我递交了《信约》,并着重说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第三者立场”,要求蒋介石允许民主人士“有此一联合组织”。蒋介石提出不组织正式的政党为条件,允许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

    ▲“特园”原名“鲜宅”,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民盟盟员鲜英的公馆,位于重庆市上清寺嘉陵江畔,始建于1931年。抗战期间,“特园”成为中共及各民主党派活动的重要场所,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诞生地。

   一天,我由住处重庆上清寺特园外出散步,走到不远的重庆新村四号,这里是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的公馆,张君劢住在他弟弟家中。张君劢是参政员,也是国社党(后改为民社党)之首脑。黄炎培、左舜生也先后来了,都是不期而遇。黄炎培提出,现在我们虽有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但依然是各自一摊,没有力量。如果我们进一步把国共两党之外的党派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团结起来,就有力量了。大家都同意这个建议。接着又提出,由我去联络章伯钧,他刚刚被排斥出参政会,当时代表第三党。后来我去了章家,一谈就妥。谈到救国会沈钧儒等人,大家的意见是等这个统一组织成立之后再参加。后来沈钧儒等人真的缓了一年才加入了民主政团同盟。再如张澜先生,是长者,有声望,但由于他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党,一个派,所以也没有马上加入。直到成立后由我去邀请他,才加入的。这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早酝酿的情况。

   1941年2月10日即“皖南事变”发生不久,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各党派人士聚谈,各党派都不约而同地谈到面对当前的形势,深感各党派有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

   不久,我和黄炎培、章伯钧、张君劢、罗隆基、左舜生等人相约聚会,正式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演变、扩大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连续召开筹备会议,起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纲领、宣言和章程,酝酿领导人。

   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鲜英寓所)召开成立大会,我和黄炎培、张澜、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劢、左舜生、李璜、林可玑、丘哲、江问渔、冷遹、杨赓陶等13人参加。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和国人》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并选举到会的黄炎培等1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和我为中央常务委员,推举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抗日战争期间,民盟部分领导人合影。前排左起:梁漱溟、沈钧儒,右起:史良、叶笃义、张澜。

   所有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在重庆公开宣布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很可能被国民党当局扼杀。于是大家商议决定,派我到香港去办报纸,在海外建立言论阵地,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伺机公开民盟的组织。鉴于大家对我的信任,我承担了这一任务。但是,要到香港办报,谈何容易,经费就是大问题。在我离开重庆之前,民盟的负责人如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每人(即各派各方)出1万元港币。我经济能力弱,出了6000元。通过联络四川的刘文辉资助4万元,云南的龙云资助6万元。总的来说力量是有限的。3月28日,我受人之托,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向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报告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办报的计划,得到他的大力支持。5月20日,我到达香港后,得到了中共驻港办事处及救国会海外组织的热情帮助和资助。于是《光明报》得以创刊。


1941年9月18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创刊。图为《光明报》创刊号。

   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由我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俞颂华任总编辑。其时黄炎培已辞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由张澜继任。

   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了“启事”,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业经在重庆成立,并公布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即《十大政治纲领》)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向海内外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目标。

   10月16日,《光明报》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的社论,指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的各党派之初步结合”,并认为民盟应“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培养起来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同时,由陈友仁、陈翰笙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文件翻译成英文,向英美各国在港的通讯社记者介绍,并由各国记者向英、美及其他国家发消息。这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便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

   重庆国民党政府则十分恐慌,唯恐全国人民知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消息,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止。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训令国民党各级报纸不准刊登这一消息和评论;正在香港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发表演说,向报界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一事,“在公在私均绝无所闻”,“绝无其事”,诬称梁漱溟是在港招摇撞骗,并发动国民党在港的报刊指骂民主人士为“第五纵队”,还策动港英殖民政府搜查光明报社。

   事已如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率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等人,于是年11月16日,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和国民参政会中部分民主人士,在重庆临江路俄国餐厅开了一次茶会,公开宣布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确有其事,梁漱溟受民盟中央之委托去香港办报的,《光明报》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紧接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政员张澜、罗隆基等向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等政治主张。从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中间党派的身份出现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独立的政治社会活动。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建立之初,其组成俗称“三党三派”,即: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以我为首的乡村建设派和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二年即1942年,沈钧儒和救国会也加入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凡加入同盟的党派的领导人都有双重党籍,同盟的组织纪律对加盟的独立政党的领导人并没有多大的约束力,因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依然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政治联盟。

   但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确是抗日战争中期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发展。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当时曾发表社论《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称赞“抗日时期,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重大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的“政团”二字取消,改名“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容许无党派人士个人参加。会上并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选出了张澜等33人为中央委员,张澜继任主席,左舜生任秘书长,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国际关系、国内关系、文化教育及财务等6个委员会,我为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8日,毛泽东先生来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10月1日,民盟在渝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解放后追认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对国事的十项主张》,呼吁“民主统一,和平建国”。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和《中国民主同盟组织规程》。增选中央执行委员30人,张澜连任主席。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重庆机场受到民盟主席张澜(左一)等人的热烈欢迎。

   民盟“一大”以后,国民党当局根据《双十协定》决定召开有国共两党和民盟及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因为参加政协的代表名额分配,青年党从民盟分出,民盟秘书长左舜生是青年党的头头之一,便也跟着离开民盟。我此时正从广西抵达重庆,民盟中央诸同志推我接任了民盟秘书长职务,直至后来民盟被迫解散。

   现在回想起来,民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应运而生,在中国现代史上成为重要的一翼,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中,经过曲折和斗争,终于走过来了。现在广大盟员正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竭尽心力,作出贡献,大家都感到莫大欣慰!


   本文选编自重庆市政协编《重庆文史资料》第28辑,图片为编者所加。作者梁漱溟(1893—1988),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我国当代文化名人。民盟发起人之一,曾任民盟中央常委、民盟中央秘书长等职。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