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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7月20日,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在中国共产党“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感召下,毅然回到了祖国。这是当年国内外瞩目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周恩来总理曾讲到,我们改造了末代皇帝溥仪,又争取了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回到自己的祖国,这是我们党在政治上的两大胜利。

   我长期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李宗仁归国后,我曾具体担负着与李宗仁日常联系并陪同李宗仁外出参观的工作,直到李宗仁先生去世。

   1948年4月,李宗仁当选为国民党政府副总统。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引退后,他代任国民党政府总统。同年4月,他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反共决心。

   鉴于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李宗仁自知不能去台湾,遂借口就医去了美国。1954年,他被蒋介石免去副总统职务,成为流落异乡的一介平民……

毛主席、周总理欢迎李宗仁归国

   李宗仁归来事宜,最早提出于1955年5月。当时,曾经担任李宗仁大陆时代政治秘书及国民党中央常委、正寓居香港的程思远先生随港澳代表团来京访问,与曾经在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的旧交李克农(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会晤。席间,程思远谈到李宗仁在美国的处境及其想回国的念头。5月7日,李克农向周总理当面作了汇报,积极建议中央争取李宗仁回国。与此同时,李济深先生也曾向中共中央建议过此事。

   然而争取李宗仁归国,是一件复杂而又颇费周折的事情。其主要原因是: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之后,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但依然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特别是中美关系处在谈谈停停的微妙阶段。李宗仁又曾是美国某些势力企图扶持取代蒋介石的政治人物,他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存有幻想,因此,不得不提防李宗仁在美国授意下回来进行游说,离间我与台湾关系的可能。在对台政策上,当时党中央一贯以蒋介石为对手,如贸然与李宗仁接触可能会引起对方的误解。为此,本着慎重行事的原则,党中央采取静观的政策。到1958年,中共中央得知李宗仁决意归来,毛主席在一份文件中批示:恩来同志,此事似可告知台湾方面,指出美国毁蒋阴谋,叫蒋注意。注意之点在美国,不在李宗仁。

   从李宗仁方面来说,也有一个试探中共中央态度的过程。

   争取李宗仁归来,先后花费了10年时间。这期间,程思远同志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多次到北京,为党中央和李宗仁联系牵线搭桥。另外,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及其他一些民主人士,包括李宗仁的旧部刘仲容等,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和周总理欢迎李宗仁归国,周总理为此呕心沥血,花费了无数精力。

   到1963年11月,党中央经过认真分析研究,认为欢迎李宗仁归来的时机已经成熟。周总理特意嘱咐事先向台湾当局打招呼,说明我方仅视李宗仁为爱国人士以免引起误会。程思远在由周总理当面交代任务和有关政策后赴瑞士苏黎世与李宗仁面谈。当程思远向李宗仁讲明周总理提出的摆脱“四种关系”(即“四不可”:摆脱美国关系,不插手台湾问题,不和第三势力搅在一起,不介入中美关系)和“过五关”(即过好思想关、政治关、家族关、社会关、生活关)的要求时,李先生一一答应。对李宗仁的出处,周总理提出了“四可”政策:(一)重回美国料理些事;(二)回来看看,住一时期再回去,保证来去自由和保密;(三)留欧,如考虑愿为祖国做些事,欢迎,经济上有困难可帮助;(四)决心回国,欢迎。李宗仁当即表态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然而,正当国内为李宗仁回国积极筹划之际,他于1964年2月在美国一家报纸发表了误解中国外交政策的文章,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不良反响。这显然与我们所要求的摆脱“四种关系”的原则相违背,为此,我们不得不对李宗仁归来的安排延迟考虑,待这一风波平静后再做打算。

   1965年2月3日,在获得李宗仁决意归来的确切消息后,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

总理:

   似应欢迎李宗仁回国,去年向美报投书问题,无关大局,不加批评。因为他已自己认错了。

   6月18日,程思远又一次来到北京,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和全国政协秘书长平杰三等人按照总理的意见,交代了任务(当时周总理离京出访非洲14国)。程思远于第二天乘机前往瑞士,迎接李宗仁归来。

   7月15日,中央有关部门就李宗仁回国后发表声明问题致电我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李回国后的简短声明稿,仍请李拟定告国内。如李认为需要抵沪商量后才好拟稿,也请李决定。”

   发报之前,此电报稿被送呈毛泽东审阅。15日一早,毛泽东看后,又在电报稿下面批示了两句话:

总理:

   你去上海是否多留几天,同李面商声明稿,并同机回北京。李回国,你似应到机场欢迎。可在上海住几天,商量好简短声明后再来北京。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7月17日,周总理飞抵上海迎接李宗仁。

归国的政策和要求

   就在李宗仁自苏黎世踏上归国旅程之际,7月12日11点整,周总理和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及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等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部分党外人士举行了一个谈话会,向党外通报了李宗仁要回来的消息,并阐述了有关方针政策。

   这是一个重要的会议,据记载,参加会议的有原桂系主要人物和原南京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卢郁文、李俊龙、傅作义、黄琪翔、朱蕴山、李任仁、刘仲容、陈劭先、陈此生、梅龚彬、杨东莼、覃异之等。会议还通知蔡廷锴与刘仲华参加,他二人因为有病,没有能够出席。

   周总理讲道:“李德邻先生这次回来是自觉的。过去李就提出要回来,我们怕他回来生活过不惯,劝他以后回来,主席高瞻远瞩,欢迎他回来,来去自由。”

   在这个会议上,周总理主要阐述了对李宗仁归来“四可”,尤其是“四不可”和“过五关”的政策,与有关党外人士坦诚通气。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要求党外人士协助做好李先生的工作。

   且不说李宗仁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基本上是中共敌对势力的政治代表人物,就是他到了美国后,逐渐转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态度,坚持了爱国立场,决心回到自己的祖国,也不能说他从此便能适应国内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生活了。他毕竟还要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一个适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有可供他遵循的原则和尺度。“四不可”政策的提出,就是重要的政治原则和尺度。这是当时的国际斗争形势的需要,是维持和保护国内政治局面的需要,同时也是李宗仁在国内立身处世的需要。

   首先,那时的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的对峙之中,而李宗仁同美国的关系很密切。李在美国生活多年,特别是在新中国诞生前后,李随着自己在政坛上的变迁,曾经倾心地依靠过美国。尽管美国没有给他什么帮助,但是,如果不摆脱与美国的关系,出现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言行,以他的影响,是要惹出麻烦的。与此相联系的是不做中美关系的桥梁,就是说,鉴于李宗仁的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不宜于由他出面在中美关系上做什么事情。

   其次,当时的海峡两岸也正处于紧张的对峙之中。李宗仁和台湾当局是一体化的政治关系,结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李宗仁的归国,台湾当局极为敏感。特别是李宗仁曾经从他的角度反对过蒋介石,是蒋的政敌。如果由李宗仁来插手台湾问题,必然要导致海峡两岸关系的复杂化。其实,李宗仁归国这件事情本身产生的影响,就已经使台湾当局够紧张够头痛了。为了防止海峡关系的复杂化,正如周总理所说,已经告诉了台湾当局,我们不会利用李德邻反蒋。所以,李宗仁归国后,不能插手台湾问题。

   实践证明,“四不可”政策,不仅在李宗仁归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李宗仁归国以后,更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宗仁回到祖国,要适应国内的政治生活,周总理提出的“过五关”,是对他在政治上的爱护和关心。根据周总理阐述的关于李宗仁归国的有关政策和要求,中共中央曾经专门发文件,向全党通报李宗仁回国有关情况。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总理来到了上海,如期迎接到了李宗仁。7月19日,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周总理与李宗仁进行了一次长谈。周总理又当面向李宗仁交待了“四可”“四不可”和“过五关”的政策要求。李宗仁诚恳地接受了周总理的全部意见。

   7月20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女士,在程思远陪同下,终于回到北京。在机场,周总理举行了非常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及国民党起义将领、当年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等100多人到机场欢迎李宗仁夫妇。


1965年7月20日,周恩来等陪同李宗仁夫妇走出北京机场。左起:彭真、贺龙、李宗仁、周恩来、郭德洁、郭沫若。

   机场大厅里,李宗仁庄严地宣读了声明:“16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爆炸成功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他说:“我深望海外侨胞和各方面人士也应该坚决走反帝爱国的道路。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歉疚,此后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一误再误。经此教训,自感作为中国人,目前只有两条道路可循:一就是与中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一就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

   最后,他殷切希望留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凛于民族大义,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

   李宗仁的这个声明,是符合中央对他的政策和要求的。

   7月20日晚,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隆重设宴欢迎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


1965年7月27日,毛主席接见李宗仁(右一)及其夫人(左二)和程思远(左一)。

   7月2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其中有些对话很是精彩——

   毛泽东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李宗仁说:“我们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首先应对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

   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蒋介石比你高一级,你是他的部下,他回来我们更欢迎。”

   李宗仁说:“在美国有许多的中国科学家,感到凄凉、苦闷,怀念祖国。”

   毛泽东见李宗仁深以台湾问题为虑,安慰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李宗仁诚恳地表示说:“主席讲得对!”

   李宗仁说:“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

   毛泽东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还得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我建议你到祖国的各地看一看。”……

   7月31日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副主席董必武和夫人何莲芝、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并宴请李宗仁和郭德洁夫妇。陪同的有徐冰和夫人张晓梅,及罗青长、刘仲容等人。


1965年8月6日,全国政协举行茶话会,欢迎李宗仁夫妇与程思远。图为李宗仁(右侧)在茶话会上致谢。

   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以及各界人士也都分别举行宴会,对李先生的归来,给予了隆重而热烈的欢迎。

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盛大中外记者招待会

   李宗仁归国后,首先的一项大的活动,是他和夫人郭德洁、程思远等到东北参观访问,同时也是为了认真准备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稿。他到了哈尔滨、齐齐哈尔和大庆油田,游览了景色秀丽的松花江,又到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抚顺、鞍山、旅大等城市的工厂、矿山、学校。此行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热情接待和妥善安排,使他所到之处,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对于祖国建设的大好形势,李宗仁先生说:“百闻不如一见,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得多。”

   9月26日下午3时,李宗仁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举行盛大中外记者招待会。我当时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记者招待会。我深感,李宗仁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是他爱国思想的一次集中表现。

   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中外记者出席了招待会。其中有首都的中外记者,有60多名港澳中外记者,还有国庆前夕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各国记者,以及各国驻华使馆的新闻官员。到会的新闻界人士之多,招待会规模之大,为建国以来所未有。

   招待会开始,李宗仁发表了简短的发言,他说:“今天承蒙各位参加这个招待会,乃出自我个人的意见,并得到政府的同意和支持。我当初所以有此建议,是因为我在海外时,曾看到了许多反动报刊对我国发表了许多诬蔑和歪曲的报道。……等我回国以后,看到了许多情况,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深感我国现状有向各界说明的必要,所以特请各位来到这里,听听我回国两个多月的亲身感受和此次东北之行所得的观感……”

   接着,会议首先散发了李宗仁事先准备好的谈话稿,并由程思远先生代他宣读。这个谈话稿很长,其中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李宗仁都有了明确的态度。比如:

   他说,经过两个月来的体察,最感奋的是祖国的现状与旧社会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对比。“目前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不仅为百年来所未有,且为中国史无前例的新气象。”

   他说:“孙先生所创立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理想已完全实现。现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向前迈进。事实上已超过孙先生当年的理想。”

   他还列举了他在东北地区参观所见所闻,得出结论说:新中国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超过了他在美国时所想象的百数十倍。16年便有此巨大成就,是世界罕见的奇迹。

   他说:“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受尽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侮。帝国主义者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但是现在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六亿五千万人民已经完全觉醒,团结得像一家人,显示出空前无比的威力。现在我们不是‘病夫’了,而是巨人了!我这个75岁的老人也感到很自豪!”

   他表示,今后“深愿在党领导之下,与全国人民一道,为爱国反帝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李宗仁最后说:“宗仁在海外住了16年以后,终于回到祖国怀抱,走上了一条爱国反帝的道路,并认为这是吾辈国民党人今后唯一可能抉择的光荣的道路。”他“深望台湾国民党同志和海外各方人士认清民族大义和大势所趋,不要一误再误,毅然奋起,相率来归,为祖国最后统一作出贡献。”

   随后,李宗仁答记者提问。

   面对众多记者当面提出的各种问题和递交的书面问题,李宗仁综合说道:

   “一个朋友提出关于台湾与蒋先生的问题,他提出问题时说‘蒋介石’,我觉得我很尊重蒋先生,应该加‘先生’两个字。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对于台湾如何解决,中国早已宣布中外。我觉得目前蒋先生的处境很尴尬、很难过,我深望蒋先生同台湾的国民党同志好自为之。

   另一位朋友问我,你感觉16年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所谓突出变化是指哪一类呢?我很不客气,并且很大胆地奉告各位先生,突出的特点不是一桩,太多了,不胜枚举。我在‘谈话’中已有详细报告,不过我还觉得太简略了,因为感想太多了!各位先生如有兴趣,如不相信,可以效法我到各地考察,各位的发现可能比我更深刻更多,这也难说。

   另一位刚果(布)朋友要我答复他关于我回国的动机,我可以奉告各位,关于这个问题我在7月20日的声明和今天的‘谈话’已讲得比较详细,恕不答复了。他还问我,你是什么主义呢?你在‘谈话’中说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那你李某是什么主义啊?我没有其他的主义,我是爱国主义者。

   香港一位记者问到关于香港夜报刊载我派人赴香港活动的事,这件事连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很滑稽。不过,这家报纸问得很聪明,因为现在香港群众注意李某人的言论,它捏造这些消息,可以多卖几份报纸。我很原谅它。”

   其后,李宗仁说:“另一位记者提到我在美国有多少钱给儿子的问题,我觉得这位记者朋友水准恐怕有点问题。我的事情太多了,不仅钱的问题,连我的起居饮食,这位朋友恐怕都要问到,恕我不答复。”

   对有的记者问到李对印度侵略巴基斯坦的看法,问到他对马来西亚是否会成为英国殖民地的看法等问题,李宗仁回答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支持政府政策。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个问题在屡次的社论和新闻中,早已说得清清楚楚了,恕我不答复了。”

   “另一个朋友关心我回国怎样打算的问题,我回国已两个多月了,到了东北参观,深感16年来祖国变化很大,需要多看一看,多了解了解,然后根据祖国的需要来报效祖国,有一份力量就作出一份贡献,至于个人出处,无所萦怀。我此次参观旅行,体重增加。深感多参观地方建设,顺便游山玩水,是颐养天年的最好办法。

   有的记者问我是否愿意赴台湾的问题。当然,台湾问题是个内政问题。我们政府已屡次声明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同蒋先生尽管在几十年中意见相左(意见不同是很寻常的),但并无个人仇怨。如果蒋先生的确出于诚意,要解决我们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

   这次记者招待会记者们提问踊跃,兴致很高,可谓盛况空前。李宗仁特别兴奋,答话也妙语连珠,诙谐横生,被港澳记者称赞为“对付记者的能手”。

   1965年12月2日中午,李宗仁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对他从海外归来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和亲切关怀,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表示谢忱。

   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彭真副委员长,贺龙副总理,程潜副委员长,叶剑英副主席,全国政协徐冰、蔡廷锴、李四光、傅作义、许德珩副主席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应邀出席了宴会,周总理在宴会上祝酒。

   李宗仁在宴会上说:宗仁回国以来,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热烈欢迎和接待,是过去前所未有的光荣。另外又承民主党派负责人盛情款待,也使我深深感到荣幸。

   他说:在过去四个多月中,宗仁深感我国上下一心,在党的周围团结起来,政治上出现了一种兴旺蓬勃的气象。同时我看到祖国经济建设飞跃发展,前途一片光明。犹忆孙中山先生1905年在东京一个欢迎会上讲过我国必能赶上西方的预言,深信我国可在不久的将来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重游两广旧地

   1966年1月7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在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的陪同下,和程思远与夫人石泓、旧友刘仲容与夫人同机起飞,到广东和广西参观访问。我随同担负具体组织和安排工作。

   中央很重视李宗仁先生回国后的礼遇和接待等方面的工作,在内部曾发过通报,使各地负责同志了解中央的精神。经过在北京的诸多的宴请活动和记者招待会后,李先生回国初期的活动已经告一段落。中央统战部和有关部门曾全面研究过李先生的工作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一项重要的安排,就是继续组织他到外地参观活动。这既是中央的精神,也是李先生本人的意愿。

   李宗仁来到广州,广东代省长林李明,广州市市长曾生、副市长罗培元等人亲自来到机场迎接。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夫人曾志及其他领导人,在广东迎宾馆会见并宴请了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

   从1月7日到1月28日,李宗仁夫妇等人先后参观游览了广州市(包括广交会、孙中山纪念堂、七十二烈士陵园、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等处)、新会、电白、江门、佛山、深圳、湛江等地,每到一地,李宗仁先生都为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深深地鼓舞着。

   过了春节,2月10日李宗仁一行由广东省委统战部秘书长罗理实陪同,从广州飞海南岛参观。翌日,李宗仁一行由海南行署副主任唐明陪同,开始作1000公里的环岛旅行。

   这一阶段的参观和访问,我突出的印象是,李宗仁先生每天都显得很兴奋,表示要多看看,通过参观学习,有所进步。他主动提出要到广州公社起义烈士陵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和孙中山先生纪念堂瞻仰,并在这几处献了花圈。在广东省委、省政府举行的招待宴会上,李先生表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厉行反共清党,自此内战频仍,使全国人民遭受无限痛苦并且推迟了革命的胜利。今日追溯祸始,我自问亦负重大责任。”

   在东莞看了深圳水库,然后李先生要去深圳,深圳当时就是一条十字街,只是一个小镇子。李先生到了深圳,还特地要到罗湖桥头去看。这是个难题,说他不能去,我们不好说,让他去吧,万一几十米外的桥对面来一枪怎么办?那时国民党的特务仍在追杀李先生,真要是出了事,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同当地的领导研究决定,在李先生身后隐蔽的地方全部安排了武装警戒,荷枪实弹,唯恐发生意外。李先生一行,还在深圳住了一夜。

   在广州时,李先生和郭德洁要派人去香港,也曾要香港的亲戚到广州会面,这些事当时办起来却比较复杂,通过有关部门的协助都办理了,李先生夫妇对此很满意。

   2月28日,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和程思远等人,从湛江乘专机飞南宁,访问阔别17年的故乡,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韦国清和夫人许其倩等的热烈欢迎和宴请。在宴会上,李宗仁会见了李任仁副主席和原来的广西籍军政人员陈良佐、陈雄、张光玮、尹承纲、莫树态、赖慧鹏、张文鸿、廖竞天、周竞、黄鹤龄、唐现之、虞世熙、李微、黄启汉等。随后,李宗仁先生由自治区锺枫副主席、区党委统战部梁华新副部长陪同先后在南宁、柳州等地参观了工厂、学校、医院、水利工程等。

   3月13日下午5时30分,李宗仁一行到达桂林。

   这次,李宗仁来桂林,各级政府很重视,做了许多准备工作。比如将文明路原李宗仁公馆腾出来,进行了粉刷和装修。发动知情人回忆当年房子的陈设,包括对郭德洁女士住房的穿衣镜、梳妆台等,一一按原有风貌配备齐全,还盖了直通餐厅的风雨通道,力求恢复原样,准备李先生夫妇来此小住一段时间。不幸的是,郭德洁因患有癌症病情加重,未能前往桂林,留住南宁医病治疗。

   3月13日下午,桂林市市长冯邦瑞、市委副书记徐为楷及党政领导和各民主党派主委及民主人士到火车站月台迎接李宗仁一行。

   晚上,冯邦瑞市长、徐为楷副书记举行欢迎宴会。宴会前,李宗仁、程思远会见了原来的老部下万仲文和蒋元先生,见面时双方情绪很高,长时握手。

   3月14日上午,由苏玉山副市长介绍解放以来桂林市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的情况。接着参观文明路李公馆。

   修缮李宗仁的旧居,实际上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中央统战部安排桂林市委有关方面进行的。对于参观自己的旧居,李先生一开始有顾虑,而等他看到房子修缮得很好,很是满意。他向桂林市委一再表示:“感谢政府管理有方,将公馆保存得很好。这些房屋,宗仁用不着了,我请求交与国家,作招待所也好,作住宅也好。不然人家会说我李某留恋旧的东西。”

   3月15日上午,李宗仁先会见了老友万仲文、蒋元、魏继昌、黄启汉等约两小时,谈笑风生,还交换了些看法,彼此互相鼓励进步。他将自己写的一首诗吟诵给老友:“卅六年前忆旧游,万千感慨涌胸头。鱼峰登览新城阁,愧煞当年王与侯。”

“共产党不会忘记李宗仁”

   随着“文革”的深入,有关单位的群众要到李宗仁先生家中批斗,北京市公安局将此情况告我,周总理得知此事后,当即指示:不能进到李宗仁家里去,不能在李宗仁先生家里搞斗争。后来周总理亲自安排由国务院管理局高富有同志接李宗仁到三〇一医院保护了起来。

   1966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应邀参加国庆典礼的李宗仁,特意热情地与李宗仁握手。毛主席对李宗仁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随后,毛泽东请李宗仁到休息室去吃茶。在休息室,毛泽东和李宗仁先生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中心意思是谈“文化大革命”的事。同时,毛主席也明确告诉李宗仁,红卫兵要砸烂政协,要彻底否定统一战线,这是不对的。接着,毛主席把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贡献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对李作了说明。毛主席明确地说,民主党派不能取消,人民政协还是要的!这要对红卫兵说清楚,有些人可能听不进去,但这要好好地做工作,说服教育他们。


1966年国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李宗仁。

   到了1968年8月以后,李宗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晚年在美国已患肺气肿,经常患感冒发烧住院,同时发现他患有十二指肠癌。

   9月30日,李宗仁扶病参加了周总理举行的国宴,但回家后即感身体难以支持。李宗仁这次出席国宴,便成了他有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政治活动。

   1969年1月下旬,李宗仁病重的消息,很快便由北京医院报告到了中央统战部。我随即拟稿报中央。极度紧张工作的周总理见到了关于李宗仁病重的报告。他立即做了批示:要尽一切可能抢救。

   1月30日,李宗仁病情恶化,午夜12时李宗仁溘然长逝,享年78岁。

   在“文革”中,遗体告别、追悼会,一般都被取消了。但是,对李宗仁的去世,中央统战部还是立即写了治丧报告。周总理审阅了这个报告,他赞同举行一个骨灰安放仪式,但对主持骨灰安放仪式的人选,做了调整。他在报告上批示:由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主持。除在《人民日报》先发讣告和照片外,并要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发表消息,同时刊登照片。毛主席批准了这个报告。

   2月初的一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李先生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骨灰安放仪式。

   那一天,天空灰蒙蒙的,刮着凛冽的寒风。我一早便来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很快,章士钊、张治中、程思远、刘仲容等人赶到了。

   随后周总理也赶到了。他面色肃穆,身穿呢子大衣,没有戴帽子。

   这也是张治中与周恩来最后的一次见面。仅仅两个月后,这位老人也辞世了!

   事后,李宗仁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1999年

 

   选编自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40辑。图片为编者所加。宋堃(1929—2008),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