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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景/文

   1983年9月,全国政协六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根据胡耀邦、邓颖超主席的指示精神,决定对政协委员在“知情”“出力”和落实统战政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并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研究解决。

   会后,全国政协专门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由彭友今秘书长亲自具体抓。我即被调入该办公室工作。由于政协机关人力不够,又从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全国工商联办公厅等民主党派机关调入了一批得力干部,大家团结工作,共同战斗近两年。

“要把落实政策作为开展政协工作新局面的首要任务来抓”

    ▲1983年,全国政协赴东北三省落实统战政策调查组合影(在沈阳辽宁大厦)。左起:胡道济(左五)、沙里(左六)、陆平(组长,左七)、邓飞(左八)、章岩(左九)。

   要让政协委员“知情”,能看到应该看到的有关文件;“出力”,要让委员们有工作做,有出力的条件和环境;要为政协委员落实统战政策,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这次大规模的落实政策工作,党中央十分重视,抓得很紧。1983年9月到11月,胡耀邦就先后作了多次重要批示。

   当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大姐,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但老人家还是亲临第一线,亲自过问一些重点人物的问题,亲自批示督促,亲自了解具体情况,直到问题的彻底解决。她多次指示,“要把落实政策作为开展政协工作新局面的首要任务来抓”。“落实政策,关系到党和国家的信誉,关系到能否调动一切因素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达到共同建设强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目标的大问题”。“落实政策,千万不能看成一个人的问题,它在政治上要影响和团结一片人”。“抓落实政策,就如同牵牛牵住牛鼻子。在具体工作中,也要这样,集中力量抓好全国政协的落实政策工作,再以此推动地方政协的落实政策工作和促进全国各界人士落实政策的进程”。

   为落实邓大姐指示,全国政协落实政策办公室组织联合调查组,分赴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等六大地区,对各省市进行实地检查、督促。从1983年9月到1984年12月,进行了三次调查活动,要求一定要把问题落到实处。为体现党中央对拨乱反正的决心,中共中央办公厅还为各调查组开具了工作介绍信,要求有关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给予大力支持和协助。我曾先后参加赴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两次大调查,故对当时的印象颇深。

   调查组要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这是工作原则。工作期间,注意邀请当地的全国政协委员,地方政协、统战部及民主党派负责人共同工作。调查组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同当地的全国政协委员及省级政协委员见面,说明来意,召开有关方面人士出席的座谈会,进行重点访问,接待来访,处理一些委员和群众来信,并对他们在“知情” “出力”和落实政策等方面提出的意见和要求进行研究,能解决的问题,配合有关部门当即解决。有些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则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事后再督促落实。

   在此期间,全国政协主席会、主席办公会多次听取了工作汇报,责成落实政策办公室承办日常组织工作。1983年底,全国政协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联合召开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主席和统战部长落实政策座谈会,习仲勋同志到会讲了话。会议通报了《落实政协委员政策好的和差的事例》,转发了上海市委办公厅和组织部《关于向党外人士传达中共中央文件和市委文件的范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关于妥善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查抄财物遗留问题的意见》;国务院批转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出走弃留的代管房产处理意见》。

1983年12月31日,全国政协六届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为政协委员落实政策情况的调查报告。

   仅不到两年的时间,落实政策工作成绩就已十分明显。全国政协委员中,提出要求落实政策的有376人,其中303人的问题得到解决,占80%。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协委员提出要求落实政策的人有4470人,其中3666人的问题得到解决,占82%。政协委员和有关人士的“知情” “出力”和落实政策等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凡是对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做过好事的人,我们是不应忘记的”

   为落实郭秀仪常委和阎锦文委员的房产政策和由退休改为离休问题,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原因是这两位老人的问题,都是在邓大姐亲自过问下解决的。

 1985年4月8日,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闭幕,郭秀仪(右一)等增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郭秀仪常委,是北伐名将、抗日功臣、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著名爱国将领和政治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黄琪翔的夫人。她本人又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前辈。郭秀仪大姐和“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其他领导,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从敌人的屠刀下和炮火中,抢救出3万多名儿童,经过他们的教育、培养,后来成了国家栋梁。“文革”中,她的房产被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占用,落实政策工作十分棘手。登门商谈,对方根本不买账,甚至不让我们进门,不见面。在我们一筹莫展时,邓大姐对郭秀仪常委的申诉作出了十分明确的批示:“郭秀仪的丈夫黄琪翔先生是著名爱国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夫妇二人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对中国革命胜利是做出过贡献的。其原住房属落实政策之列,应尽快归还本人。”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郭秀仪常委的房产政策终于落到实处。

 1949年,张澜(右)、罗隆基(左)在上海虹桥疗养院期间留影。

   阎锦文是北京市区政协委员,本不属于我们直接管的范围。所以,我们仅把他的申诉信转有关部门办理。据阎锦文讲,1946年5月,他在上海见到过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大姐。1949年5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参与营救张澜、罗隆基脱险,亲自保护张、罗到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文革”期间,他受到迫害,家破人亡。但他既不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也不要求落实房产政策,只要求改退休为离休,别无所求。因涉及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我们将材料直接转呈邓大姐处。一周后,邓大姐指示:阎锦文先生所述情况我还记得。营救张澜、罗隆基在当时是件大事。所以,我印象较深。阎锦文先生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凡是对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做过好事的人,我们是不应忘记的,更不能亏待人家,按党的干部政策,阎锦文先生应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大约不到十天,阎锦文领到了离休干部证和补发的工资。为此,阎先生特意到落实政策办公室向大家表示谢意,老人眼睛里滚动着泪珠,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阎锦文当上了离休干部,又被宣武区司法局聘为特邀律师,曾作为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律师与日本人打官司,为国家追回了数百万元的设备费,这是后话。

“‘这几个钉子’,一定要拔掉”

王丹凤(左)在声乐教师指导下练习歌唱

   据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市政协来函反映,他们在落实统战政策工作中遇到了“钉子户”,很难办。一是香港知名人士、上海市侨联副主席简日林先生的私人住宅,“文革”期间被占用,简先生要求归还。二是香港知名人士孙新源先生在上海市的一幢小楼,“文革”时被占用,并称“就是不归还”!三是民主党派的办公用房,“文革”时被占,漫天要价,就是不搬出。

   简日林先生曾托付王丹凤协助办理。王丹凤当时是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民盟上海市副主委,中外著名影星。她前往交涉,连大门也不让进。王丹凤常委万般无奈,写信求助全国政协出面。我们把情况汇总为简报给领导,当彭友今秘书长看到简报时,十分恼火,“‘几个钉子’,一定要拔掉”。随即批示:“速呈报胡耀邦同志阅示。”同时呈报杨尚昆同志。当时杨尚昆是总参谋长。只隔三天,我们看到了胡耀邦同志和杨尚昆同志的批示。仅三天时间,三个“钉子”即被拔掉,三处房子全部腾出,而且打扫得干干净净,并请王丹凤常委现场检查。

   “三个钉子户”变成了三个典型,三个带头。同志们对落实统战政策更加坚定了信心,工作更加热情、主动、认真、负责。

司法部门支持落实统战政策工作

   在落实统战政策的那段日子里,为田一明委员落实房产政策时,惊动的面最宽。田一明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今为上海理工大学),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以后则奔波于内地和香港之间,从事国贸事宜直到“文革”。

   田委员在北京西城有一座四合院,“文革”期间,为了支持群众运动,特让出两间住房给一位姓石的工人造反派住。石某是化工厂的锅炉工。根据石某的具体要求,我们先后走访市化工局、化工厂,经过艰苦的说服工作,为石某落实了一套二层双气的楼房,所处位置也完全符合他的要求。待动员搬家时,石某一反常态,坚决不搬,要求必须再分给他一套同样条件的楼房。石家只有三口人,孩子刚上小学,我们认为这是无理要求。可是石某表示,不再给一套楼房,决不搬家。我们又先后找化工局、化工厂有关领导,共同做其思想工作,但石某仍不配合。对此,我们想到了司法部门,拟借助法律来解决这一问题。

   全国政协落实政策办公室向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把石某告上了法庭。西城区人民法院接受我们的诉状,表示坚决支持落实统战政策工作,对于无理取闹、充当落实政策的“绊脚石” “拦路虎”一定绳之以法。法院经过调查、开庭审理,判决石某搬家腾房,直至强制执行判决。后来,听说石某因抗拒落实政策,工厂还扣罚他半年的奖金,行政受处分。石某后来对人说:“我原以为耍赖,再白得一套房子,结果错了,真没想到这次落实政策是动真格的。要知道上级决心这么大,我顶什么劲,哎!后悔晚矣!”

   这次以让政协委员、党外人士“知情” “出力”和落实统战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在人民政协的历史上,占有光荣的一页。

 
1985年3月25日,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胡子昂副主席(右三)作常委会工作报告。

   1985年3月,胡子昂副主席代表常委会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对这次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报告指出:“从1983年9月以来,在中共中央的关怀下,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以及各个地方的政协、统战部、民主党派和有关部门在落实政策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现在政协委员以及有关人士的‘知情’(看文件、听传达报告)和‘出力’(有事情可做)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在落实政策方面,冤假错案绝大部分已经平反,政治结论尾巴的问题绝大部分得到了妥善解决。‘文革’中被挤占的私房和查抄财物问题,有些已经解决,有些正在解决。各项政策的落实,密切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同各方面人士的联系,提高了党和政府的信誉,激发了各方面人士同心同德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


   本文选编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人民政协纪事》,部分图片为编者所加。作者系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办公室原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