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青年时期，曾厌恶政治，立志不入仕途，要搞实业救国。由一心搞实业到从政，筹创民主建国会是转折点。
▲胡厥文在工厂中
20世纪20年代，我主持上海机器同业公会工作，想通过同业间的工作竞赛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结果搞不起来；30年代，为了不做亡国奴，支援抗战，组织民营工厂内迁；到1945年我当选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的时候，迁川工厂的生存却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以前，我们曾成立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向国民党政府呼吁挽救民族工业危机，结果也是徒劳。1944年的湘桂大败退中，我又亲身经历了劫难，工厂全部打光，只身回到重庆。在国民党独裁统治和腐败政治下，政治太坏，社会不能安定。为了中国的工业化，在抗战胜利这个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紧要关头，决不能做一个明哲保身、只图自己企业发展的资本家，工业界应当成立自己的政治团体，敢于站出来发表政见，挽救自己的命运，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中国目前最急需的不是实业，而是和平和民主。有了和平和民主，才能建立富强的国家。
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在全国人民中空前扩大，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呼声也不断高涨。日本被迫无条件投降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1945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和“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了许多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的公开响应。蒋介石也连发三次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民主建国会的筹创工作就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展开了。
一
1945年8月21日下午，黄炎培偕杨卫玉找我，谈及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家的前途。大家一致认为，在建设中，重工业是首要问题。民族工业界不能只埋头搞实业，还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政党。于是决定共同发起组织一个新的政团。在商讨中，我提出，工业界目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不多，且大都不擅长搞政治，要成立自己的政治团体，就必须联合社会上对政治研究有素的高明人士共同参加，才能将民间力量扩大起来。经研究，决定先邀请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三人参加组织的筹备工作。就这样，我们以迁川工厂联合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为基础，在山城重庆开始酝酿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平，用事实教育人民群众和争取中间势力，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来重庆同蒋介石商谈团结建国大计。
▲1945年8月28日，为争取国内和平，毛泽东（左二）和周恩来（右二）、王若飞（右一）在赫尔利（右三）、张治中（左一）陪同下离开延安赴重庆谈判。
8月28日下午，黄炎培到机场欢迎毛主席来重庆后，当晚就异常兴奋地来到我的家中，我们与章乃器、杨卫玉一起，商谈组建政团问题。黄炎培首先介绍了在机场欢迎毛主席的场面，并拿出了毛主席的书面谈话，其中称：“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通过热烈的议论，更加增进了组建政治团体的紧迫感，我们决定加速组建工作。
▲1945年8月，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将桂园备作毛泽东在重庆办公会客的地方。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桂园签署《双十协定》，桂园成为国共谈判的重要见证地。
9月17日下午，毛主席在曾家岩张治中将军的住宅“桂园”举行茶会，招待部分工业界人士，我应邀参加了茶会。随后，我和李烛尘、颜耀秋、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等六人借用“特园”宴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同志。这次会见使我终生难忘。当时国共双方在重庆共商团结建国大计，我认为抗战已经胜利，现在是携手共同建设富强新中国的时候了。对国民党强调要“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中国共产党要求承认人民军队和边区政府合法地位感到迷惑不解。在会见时，毛主席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向我说明了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日作战中发展壮大，为取得抗战胜利创造了条件。如果抗战胜利了反而要取消人民军队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显然是不公平，也不合理。更重要的是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所领导的军队，要想在抗战后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是不可能的，各民主党派和产业界人士要想有争取和平民主的发言权也是很困难的。毛主席的这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后来得知，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就密令送发《剿匪手册》，《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又向国民党各部队发布内战密令，向解放军收复的各地区进攻。这些密令和《剿匪手册》为解放军缴获。对国民党假谈判的欺骗做法，我们十分气愤，回想起毛主席不久前的一番话，不由得更感敬佩。
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又在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接见了重庆工商界各团体的负责人。这次，毛主席向我们谈到了国内外的革命大好形势、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商界的政策、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发展道路，以及民族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应抱的态度等，使在座的多数人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对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的阴谋也有所警惕。
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加快了筹备政治团体的步伐。我们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起草了纲领，商定组织名称，讨论了政治主张、组织原则，制订了章程草案。
▲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应邀在西南实业大厦作演讲（油画，陈文士创作）。
在我们紧张筹备的关键时刻，10月1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在聚餐会上向我们发表了题为“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由于许多实业界人士正处在停工歇业、借贷无门的境地，对今后的出路很感茫然，而且很想听听共产党人的看法，因此前来听讲的人空前踊跃，座无虚席，不少人只得站在门外听讲。周副主席讲了三个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政治环境、发展经济和税收、劳资。他在讲话中肯定了工业界关心政治是一个进步。他说，为了战后工业建设，首先就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而安定的政治环境取决于和平和民主两件事。关于民主，不但政治上要民主，经济上也同样要民主。中国今天的情况却是管制得太多，统制得太死，弄得市场紊乱，工商凋蔽。今后一定要有一段自由发展的时期，来扫除封建性的经济，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他还对发展资本的问题作了具体分析，明确指出：我们主张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合作资本应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坚决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关税应当保护民族工业，工业税应当减轻。劳工和民间工业家都受压迫，应当互让，以求中国工业的发展。周副主席的这次讲话，使我较全面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特别是关于民族工商业的方针政策。这对民主建国会确定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有很大的帮助。
二
▲民建创始地——重庆西南实业大厦，现已成为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旧址陈列馆。
12月16日下午，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隆重召开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93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大家一致推举黄炎培、黄墨涵和我组成大会主席团。
首先由我致开幕词。随后，黄炎培报告了民主建国会筹备经过，并由彭一湖、黄墨涵、章乃器、胡西园、王之轩等会员致词。
大会选举理事37人，监事19人，组成理监事联席会议，作为民主建国会最高权力机构。我当选为理事。
大会通过了组织名称、组织原则、章程、政纲和成立宣言。新成立的民主建国会，在政纲和成立宣言中阐明了自己的建国理想和建国途径，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主张；表明了希望国家独立、民主、和平、自由的要求；同时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不右倾，不左袒”。
民主建国会的成立宣言和政纲表明，虽然它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执行“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但是，它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建国会争取民主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争取人民的基本权利。这些政治主张，是有进步作用的。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通过的成立宣言、政纲及章程。
12月19日，民主建国会举行了成立后的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我和黄炎培、章乃器、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吴羹梅等11人当选为常务理事，彭一湖、冷遹、张雪澄、李组绅、刘丙吉等5人当选为常务监事。会议决定，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接着，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民主建国会召开了两次常务理事会。第一次，讨论并通过了设立中央各办事机构及其负责人。第二次，又决定出版《平民》周刊，作为民主建国会的机关刊物，宣传政治主张，并确定我同黄炎培、黄墨涵为发行人。
《平民》周刊，自1946年1月12日至3月9日共出版四期。发表了不少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统治，反对官僚资本垄断国民经济，要求发展民族经济等方面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平民》周刊，成为民主建国会的宣传阵地。因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出版四期后就只得停刊了。以后在上海，曾再版这四期，作为会员的宣传学习材料。
民主建国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工商界和与之有联系的一部分上层知识分子的进一步团结和觉悟。他们纷纷从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奔上了民主救国的大道，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开始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
本文选编自《胡厥文回忆录》，图片为编者所加。作者胡厥文（1895—1989），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历任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三届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曾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副市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