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梁思成与林徽因在欧洲度蜜月

文/陈光中

    林徽因生于1904年6月10日，祖父是光绪年间进士，曾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两个叔叔是广州黄花岗烈士；父亲林长民则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梁思成生于1901年4月20日，他的父亲梁启超与林长民是多年至交，因此他们“包办”了两个孩子的婚姻。

    1921年，林徽因随父亲回国到北京读书，梁思成与她初次见面。他曾说:“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梁思成最不可能从事的事业就是搞建筑。他生下来腿部便有疾患，虽经矫正治疗后基本恢复正常，双脚始终还有些内斜; 20多岁的时候，又遭遇了一次意外的车祸，落下残疾，以致终生跛足。搞建筑需要经常进行野外考察、实地测量，这样的身体如何能够适应呢!

    另外，梁思成的爱好十分广泛，他不仅喜欢各种体育项目，还酷爱音乐，在美术上也颇有天赋。实际上，梁思成原本是打算学美术的。但是，这时在他的生活中突然闯进了林徽因，使得他怦然心动，从而做出了决定一生的选择。

    1924年7 月，梁思成与林徽因双双奔赴美国学习; 四年后完成学业，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了婚礼。去欧洲考察半年后回国，经梁启超安排，到少帅张学良亲自担任校长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工作。1929年1月19 日，梁启超病故，与前些年逝世的李夫人合葬于西山脚下。那造型简洁古朴庄重的榫状墓碑是梁思成和林徽因设计的。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一生中所设计的第一件建筑作品，居然是父亲的墓碑！

    当年8 月，林徽因生下一个女儿。为纪念晚年自号“饮冰室主人”的父亲，他们为女儿起名为“再冰”。

    梁思成在美国学习的时候，父亲给他寄过一本新刊行的古籍《营造法式》，引起他很大的兴趣，那本书是朱启钤1917年在江南图书馆发现的。朱启钤是一位狂热的建筑学爱好者，就是因为有了这本“宝书”，他自筹资金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并积极邀请梁思成和林微因加入。由此，他们回到北京，租下了北总布胡同3 号的一个四合院，在那里住了将近七年时间。

    几年前，为了寻找这“北总布胡同3 号”，笔者前后去了六次。但由于门牌改动等原因，始终一无所获。关于那段经过，记述在《风景——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一书的第五册里。没想到的是，在书出版后不久，我突然接到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先生打来的一个电话。他告诉我: 老宅如今的门牌是24 号，他愿意亲自带我前去。

    那院子当初之所以未能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位于胡同中段、隐藏在一个饭馆旁边小夹道的后面。南边的一排房子显然是年头已久的老屋，从靠西的大门进去，则是一座几乎占了整个院子的新居民楼。那楼房建于20 世纪80年代，原先院中的大部分建筑都被拆除。它完全彻底地破坏了整个院子的格局，难怪梁从诫不断地摇头叹息。

▲北总布胡同24号老房与马樱花树   陈光中摄

    大门一侧有棵老树。梁从诫称那树为“马樱花树”，也有人叫它“芙蓉树”。梁从诫的姐姐梁再冰在她写的文章中曾经介绍，梁家住的是一个“两进小四合院，两个院之间有廊子，正中有一个垂花门，院中有高大的马樱花树和丁香树”。如今那马樱花树虽然还在，而正房、廊子和垂花门却已经不见踪影了。

    后来，梁从诫给我看过一份复印件，是林徽因1936年写给她的美国朋友费慰梅的信，上面有一幅手绘的旧居平面图。这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献，建筑师的缜密、家庭主妇的细腻，作家的幽默与风趣……都通过这张小小的信纸展现得淋漓尽致。

▲1936年，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手绘了一幅北总布胡同3号的平面图。

    当时，由于梁思成夫妇的生活环境已经基本稳定，投奔他们的亲戚很多，因此尽管宅子不小，却十分相挤。林微因在信中诙谐地说：没想到一个“老爷”和一个“太太”，居然会发展出17张床和那么多的铺盖。这17张床的使用者还不包括一名拉黄包车的车夫，现在他仍借住在别人家里，否则，“他只能站在院子里过夜了”!

    当然，17张床中不能没有梁思成夫妇的。他们的卧室就在林徽因的“私人空间”右边，处于重重床铺围困之中的“一位老爷”和“一位太太”。

    而正房里卧室旁边那间最大的屋子，就是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林徽因才华出众、热情好客，她家里自然形成了一个文化沙龙，许多学者、名人都是常客，这里还发生过许多动人的故事。在那些客人中，有一位金岳霖先生比较特殊。这位金先生身材高大、仪表出众，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曾经有许多“洋姑娘”追求他，有一位甚至一直追随来到中国，但是他却一见钟情地爱上了林徽因。梁思成他们住在北总布胡同的时候，老金就住在他家后院。有一次梁思成考察回来，林徽因哭丧着脸对他说，自己苦恼极了，因为同时爱上了他和老金两个人，不知该如何是好，居然让梁思成帮她拿主意。梁思成十分痛苦，想了一夜，经过反复比较，认为自己的确在各方面都不如老金。第二天，他对林徽因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他祝愿他们幸福。当时他俩都哭了。不料过了几天，林徽因告诉梁思成，老金在得知情况后对她说: 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老金真是坦荡君子，说到做到，他们三个也成了最好的朋友。后来老金几乎成为他们家庭的一个成员，无论在北京还是去内地，始终相依相伴。金岳霖对林徽因的感情终生不泯，至死未婚。晚年他与梁从诫一家住在一起，梁从诫和夫人称其为“金爸”。这可真是一段感人至深的传奇故事。

▲林徽因与儿子梁从诫在北总布胡同家中

    对梁思成、林徽因一家来说，在北总布胡同居住的这七年很有一些特殊的意义。1932年8月4日，儿子出生。为了表达对《营造法式》修撰者李诫的仰慕之情，他们为儿子取名“从诫”。而他们许多重要调查和研究成果，也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据统计，在那几年里，梁思成夫妇与营造学社的同事们调查了137个县市、1823座古建，对其中的206座进行了详细测绘，完成图稿1898张，可谓业绩斐然!

    这些调查工作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他们不仅要忍受恶劣的天气、泥泞的道路、早出晚归的辛苦，还有遭遇士匪抢劫、感染霍乱等传染病的危险。在回到北平家中后，则忙于整理资料、绘制图样、研究调查结果、撰写总结文章。难怪林微因在她画的平面图中着意标出了梁思成那张很大的绘图桌，梁思成诸多著作中那些精美异常的建筑图样，有很多都是出自位于西耳房中的绘图桌上。

▲作者根据林徽因手绘的平面图制作的北总布胡同3号复原图

    1937年，当梁思成夫妇在外地考察的时候，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他们赶紧回到北平。7月28日，日军占领北平，几天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带着全家悄悄离开了北平。

    抗日战争期间，他们辗转于云南、四川，林徽因肺病复发，竟致卧床四年。在最艰苦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把家里仅有的一些东西陆续送进当铺，以换取必要的食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保持着乐观的情绪。林徽因躺在床上，写出了许多格调清新的诗句; 梁思成在昏暗的油灯下，编纂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当时，一些美国朋友曾来信劝他们到国外去工作或治病，梁思成回信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 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林徽因支持他的选择。

    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

    1946年7月，他们返回阔别八年的北平，住进清华大学的宿舍。

    1947年12月，林徽因又做了肾切除手术。

    那几年梁思成很忙。他刚刚开始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便接到两所美国大学的邀请，前去讲学。经中国外交部推荐，他还担任了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由于林徽因病重，他不得不提前匆匆回国。那是一段很难熬的日子。梁思成除了在学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还要在家里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

    1948年冬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一天深夜，有一位朋友带着两位解放军军官来到他们家中。军人告诉他们，如果与傅作义的谈判不成功，解放军将被迫攻城。为了保护京城里的古建筑不致被战火毁坏，请他们在地图上详细标出有关建筑的位置。这件事使梁思成受到很大触动，他发动教师和学生根据以往搜集的大量资料，以最快的速度编出一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林徽因对全书进行了仔细审核。这本《简目》的问世，不仅为各路解放大军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使大量文物古迹得以保全，同时，也成为1961年4月国务院所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和《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的主要依据。 

▲林徽因与莫宗江合作的国徽图案

    新中国成立后的那几年，梁思成与林徽因是忙碌而且愉快的。他们主持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林徽因在病榻上完成了纪念碑装饰图案的设计与绘制。

    从1946 年被医生判处“死刑”时起，林徽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又继续工作了将近十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是，她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55年4月1日，她在北京同仁医院去世，年仅51岁。

    林徽因似乎是梁思成的护佑神，随着她的离去，厄运也开始降临了。1955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梁思成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自然受到更猛烈的冲击。

    从痛失爱妻林徽因开始，梁思成接连遭到许多不幸。但在“不幸”中也会存在“有幸”，有一位女性陪伴他度过了一生中的最后十年，使他在饱受磨难的晚年能够感受到难得的慰藉。这位女性就是林洙。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在北京医院逝世。

2008年1月

    作者陈光中，北京作协会员、北京博物馆学会会员、文史作家

    （节选自《名人故居博览·北京卷》，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写，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