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的日子，到今天，人民政协已经走过69个春秋。今日刊发的，是一个与政协有着30年情缘的老政协人的回忆。当他在工作舞台上即将谢幕告退之际，30年来的往事涌上心头，使他有了将之写下来的冲动。不是为了记录自己做过什么，而是长久留下对人民政协这段过往旧事的记忆。本文所讲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政协大院，以及大院里的那些人、那些事。
20世纪80年代的政协大院
文 | 卞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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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机关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 号，原本大门开在南面。50年代政协礼堂修建落成后，就在东墙另开了一座大门。
听老同志讲，这里原本是大清王朝礼亲王代善后人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的府邸。清朝覆亡之后，这座大院属于北洋将领、“安福系”的大将之一、曾任过西北督边使的徐树铮所有。
再往后，“东北王”张作霖入据北京时，这座王府成为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大元帅府。
新中国成立后，顺承郡王府作为北京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座清代王府被保护下来。进入50年代，全国政协机关从中南海迁出后，这里又成为政协全国委员会机关驻地。
1984 年，王府成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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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政协时，政协机关基本上还保持着顺承王府的原貌。整座大院坐北朝南，由中路一组传统的宫殿式歇山顶建筑群和东西两路的若干进院落组成。
矗立在此地已有数百年的这组高墙大院，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传说中这里曾发生过的许许多多奇闻旧事，给这所大院平添了一些神秘色彩。
比如，我就听人说过，当年这座大院的主人徐树铮在西北督边使任上时，他在对外关系上维护领土完整的一些主张和行为，曾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中国政府的政策。
还有一些文学作品中说，冯玉祥将军在直奉大战中倒戈回师后，曾一度设想过包围时为张大帅执政府的顺承王府。
也有人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少帅当时就在这座大院里，一群爱国学生围在院门前要求“打回老家去”，并把那几句后来流传甚广的“温柔乡是将军冢，管他东师入沈阳”的顺口溜高喊得满天飞。
如果说以上这些说法都还属于传奇的话，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这里的许多事就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比如，这里成为全国政协机关驻地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在这里留下过他们会见外宾、召开会议以及其他公务活动的足迹。
1956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新落成不久的政协礼堂里召开，59 个外国共产党、劳动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应邀列席了会议。
1956年9月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也是在这里最早提出我国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最早在这里提出中国人民在80年代以至90年代的三大任务。
至于历届全国政协在这里举行的重大政治协商活动，那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此外，这里还是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方面代表人士合作共事的政治场所，是表达诉求、互相监督的重要平台。
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统战部举行的招待会上与孙起孟同志亲切交谈
历数半个多世纪在这里出出进进的人物，有政界要人、社会贤达，有科技泰斗、文化名流，有民族代表、宗教领袖。有穿制服的着洋装的，有穿唐服的着旗袍的，有穿僧服的着道冠的，有穿大褂戴瓜皮帽的，还有穿着东南西北各种不同少数民族服装的。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不同方面的代表人物，汇聚一堂，纵论国是，参政议政，留下无数治国理政的至理名言，也留下许多像“国共将军同著史、相逢一笑泯恩仇”“溥仪结婚做新人、沈醉醉卧东小楼”一类的谈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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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到政协时，偌大个昔日王府、今日机关，与我想象之中很不匹配。初看之下，整个大院雕梁画栋架构依然，仍可看出当年的大体风貌。但仔细观察，却是到处斑驳陆离、色暗漆落。
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更有不少是后来临时加盖的简易平房。我所在的研究室理论处的那间办公室，就曾经是晴透阳光阴漏雨，夏暑酷热冬走风，“文革”中年久失修的痕迹还未完全消除。
那时的政协大院，占地约80 来亩。其建筑风格形制和其他王府大同小异，整体布局共分三路。中路前殿后寝，有正门、正殿、后殿和两侧翼楼。纵向沿中轴线依次排列着三进大院落，据说最南边原是几道汉白玉石桥，正对着王府大门，桥下有潺潺流水。
《乾隆京城全图》记载：该府正方形，东起今太平桥大街，西至锦什坊街，南起今华嘉胡同、留题迹胡同稍北，北抵麻线胡同。面积虽不是很大，但布局严整。顺承郡王府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府邸布局自外垣以内分三路，中路是主要建筑，和其他王府形制一样，也是前殿后寝，有正门宫门、正殿和两侧翼楼、后殿、后寝。东西两路为生活居住区。西路和东路，各分别由不同的大小院落组成。院内种植有四株高大的楸树最为著名。
在50 年代初，这些桥和大门都被拆除了，就地建起了政协礼堂，并在原王府东墙处另开了一个大门。从东大门进来约50 米的北面，是保留下来的原王府二道门。
自打政协机关大门改在东面后，二道门实际上就成了进入政协机关大院的正门。人们所说的王府中轴线，就是以二道门为南端起点的。
二道门左右两侧各建有几间房，当时被用作机关服务局和经费处的办公室。从二道门往北就是王府的主要建筑，我们称它为“正大殿”。在二道门与正大殿之间，有一条直通大路相连。
正大殿是整个顺承王府的中心区域，不仅所在位置居中突出、建筑形体高大，而且以它为主包括后面一所较小殿宇在内的整个建筑群，都建立在高出全院约一米多的一个平台之上，居高临下，俯视全院，巍峨威严。据说当年张氏父子这两位大帅少帅就都曾在正大殿中会客、开派对。我到政协时，这里是几位驻会副秘书长和秘书局的办公场所。
正大殿之后大约八九米处，是一座规模较小些的殿宇，内部分为一大一小里外两间。里间是政协秘书长的办公室，外间就作为召开秘书长办公会议和机关党组会议的会议室。
据说当年张家帅府时就是这个格局，里间是张学良将军的寝室，外间是他召开军事会议的地方。从这里再往北，是“后大殿”。
“后大殿”及周边的建筑与“正大殿”不在同一个高度上，较“正大殿”要矮一米左右，而且在“正大殿”和“后大殿”之间没有道路直接连通。如果要从正殿到后殿去，就必须从正殿前面左右两侧的石阶走下来再向北即正殿后方绕过去。
“后大殿”当时是学习委员会和各工作组（即后来的专门委员会）办公室的办公场所。
在纵向这些依次排列的大殿两侧，都配有翼楼，与中轴线上的殿宇一起构成几组类似大四合院式的建筑群。
其中，在二道门到正大殿之间的左右两侧都建有上下两层的翼楼。东侧的翼楼叫东小楼，西侧的翼楼叫西小楼。当时，西小楼的一层被用作祖国统一办公室和机要室，二层是女单身职工的集体宿舍。东小楼的一层被用作外事局办公室，二层是男单身职工的集体宿舍，小楼门前的石山旁长着几棵颇有些年头的楸树和木芙蓉。
我来政协后听其他同志介绍，当年，这座东小楼曾作过已经成为共和国公民的原大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新婚洞房，而所谓“沈醉醉卧东小楼”，实际上就是他在溥仪的婚礼上多喝了几杯酒，醉倒在了东小楼门前的石阶上。
顺承王府除前述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群外，还有东西两路，据说原为王府或帅府的生活居住区。东西两路分别由不同大小的几组院落组成。
东路的最南头是一座四合院，有人说这里过去是东花园，我们称其为东跨院。80年代时，这个院里主要驻有文史委员会办公室、文史专员室、研究室和提案办公室，人民政协报社刚刚成立时它的编辑部也曾在这里办公。
由此往北有一个不大的小院，这个小院看上去不像是原来王府旧格局中应有的建筑，好像是后来另外加建的，因而显得比较局促，当时这里是机关党委的办公场所。
再往北是王府东路的第二进院落，也是东路的主要建筑群。这一组建筑从建制上看明显低于中路的“正大殿”，没有“正大殿”那么巍峨壮观，但又明显高于其他建筑规格，雕梁画栋，高大气派，同时左右也建有配殿，但这些配殿都是单层建筑，而不是配楼。
在七届期间，政协机关的秘书局办公室和会议处从正大殿搬来这里办公，一直到八届政协机关重建搬迁时为止。
从这里往北再沿东侧围墙内一条小路穿过一条小胡同，就是王府东路的最后一进院落。那时，为政协委员落实政策以及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的任务很重，为此全国政协机关专门设置了信访处，而信访处就在这里办公。
1983年6月23日，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罗历戎、杨伯涛、方靖、郑庭笈、董益三（左起）当选为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府西路建筑群比之东路稍显简约。从中路的二道门向西转，走过一个月亮门，就到了西路的第一进院落。
我到政协时这个院落还基本上保持着原貌：正面有一座坐北向南的大殿，规模形制又略小于东路之大殿，当时作为政协机关的医疗室。在医疗室的西侧，有坐西向东的一座规模不大的古典式建筑，据说是张大帅父子在京时期的张氏家庙。
其余还有一些较为破旧的排房，当时被用作库房或行政处的办公室。跨过西路的第一进院落，第二进和第三进院落已经打通，老房子已渺无踪迹，新盖了一幢面积较大的砖瓦结构建筑，作为政协机关的职工食堂。
我这里之所以比较详细地描述一下政协机关当时的样子，是因为几个原因：
其一，20世纪90年代，原顺承王府整体搬迁、易地保护，政协机关盖起现代化的办公大楼。办公条件改善了，但风格风貌也大为不同了，大多数后来的政协同志对过去政协机关的情况没有印象。
其二，过去这里发生过的许许多多历史事件，包括许许多多的统战景行、民主佳话，都与当时这里的特定场景相联系，离开这些场景，对其内涵和意味的理解就不一样了。
其三，近些年来我去看望一些离退休老同志，大家几乎都要谈到发生在这里的一些往事，把这些作为政协的传统而言之谆谆，并且对这些事情的过程和细节乃至具体场所都念念不忘，萦绕于怀。
比如，周总理关心末代皇帝溥仪撰写文史资料的事、周总理邀请文史专员中秋赏月的事，就都发生在政协礼堂。谷牧副总理在政协礼堂与几位政协委员就海南洋浦港开发问题交换意见、孙起孟副委员长春节到东小楼看望单身职工、周培源同志到“正大殿”秘书局办公室就三峡建设问题谈意见等，这样的事情在这座大院里几乎天天都有发生，归总一下何止百件千件，而且这样的事情都与政协机关特定的时空场合相关。
另外，90年代办公条件改善后大家欢欣鼓舞，但也留有一些遗憾。比如，“文革”期间，政协机关停止办公，干部职工都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周总理为保护民主人士，亲自做工作把一些民主党派和党外的政协委员留在了北京，包括溥仪、溥杰、杜聿明、沈醉等等。他们在政协机关院内劳动之余，常常苦中作乐、别出心裁地做出一些嫁接果木之类的趣事。
直到八九十年代我们在政协机关工作时，还看到多处他们当年劳动的成果或留下的印记：
在通往东跨院路边的一棵树上，既长着柿子又结着黑枣，模样相似，大小与颜色不同，相映成趣。
在西小楼前的另一棵树上，同时结满了国光苹果和京白梨。果熟时节，常引得一些机关职工的孩子们流连忘返、攀上爬下。
在东路第二进院落里，有一棵硕壮的核桃树，浓荫蔽日，果实累累，秘书局的同志们就常在这棵树下开会学习或打羽毛球。
这些说来都是细枝末节的小事，但这些都是政协统战工作历史记忆中的一部分。这些东西都不应该被轻易遗忘或者丢掉。
选自《亲历政协三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