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开创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
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当天下午，全国政协举行茶话会，招待380多位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周恩来在茶话会上讲话 ：“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戊戌以来是中国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在座的都经历过四个朝代：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全国政协要开常委会，成立工作组，其中有收集历史资料的组。”
5月12日，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文史资料工作机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命范文澜担任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1年2月，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毅（左一）在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上讲话
7月20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人民政协在上世纪50年代三个最早设置的专门委员会之一。全国政协开始面向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征集文史资料。从此，征集、保存、研究和出版文史资料成为人民政协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1961年至2003年，全国政协聘任了38名文史专员
1959年12月4日，溥仪、杜聿明等战犯被特赦后，为了使他们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树立劳动人民的立场、观念和思想感情，周总理安排溥仪去北京植物园劳动，杜聿明等6人去京郊中朝友好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劳动。
1961年2月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首批被特赦战犯溥仪、杜聿明等人的情况和安排意见》上批示：“在北京的七人（溥仪、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周振强、郑庭笈、杨伯涛），第一步一律聘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月薪可提高到每人一百元。”
上世纪60年代，全国政协第一批文史专员合影：溥仪（前右二）、杜聿明（前右一）、宋希濂（后左三）、王耀武（前左一）、杨伯涛（后左二）、郑庭笈（后右一）、周振强（后左一）
1961年春，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成立，名称由周恩来亲自确定，其行政关系隶属于全国政协办公厅，业务上接受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指导。文史专员的主要职责为：一是撰写“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历史资料；二是向各界人士征集历史资料；三是审阅来稿；四是参与编辑出版文史读物。
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工作是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倡导并开展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创举，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特殊工作内容，是人民政协的一项制度性安排。
此后，每批特赦人员除自愿到外地者外，留在北京的大都被聘任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文史专员队伍不断扩大。1962年至1975年，陆续安排了溥杰、范汉杰、罗历戎、李以劻、董益三、沈醉、廖耀湘、杜建时、康泽、方靖、李佩青、牟中珩、赵子立、黄维、文强。
1979年后，又陆续聘任了朱洛筠、杨格非、陈树华、陈子坚、周泽甫、任宗德、吴叔班、吕光光、端木和、孙吉甫、篑毓敏、张学文、王述曾、黄苗子、潘君密、沈策等各界人士。
1961年至2003年，全国政协陆续聘任了38名文史专员，包括从清朝末代皇帝到原国民党将级将领，从历史名人之后到重要统战对象亲属等各方面人士。他们有的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或全国人大代表，大多饱经沧桑、阅历丰富，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多方面的经验与特长，在各自所在领域和方面具有较强的社会代表性，在促进祖国统一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文史资料成果丰硕
文史专员大都是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们在历届全国政协领导的关怀和帮助下，先后撰写、征集、审阅、研究、校勘了数以亿字的文史资料和文稿，协助编辑了《文史资料选辑》《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淮海战役亲历记》《辽沈战役亲历记》《平津战役亲历记》等专题史料系列丛书等。
他们通过撰写回忆文章，揭示、澄清和订正了大量重要史实，一些被长期尘封的历史真相因为他们才得以重见天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杜聿明三个月之内洋洋洒洒写出的2万多字的《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邱行湘挥笔而就的《洛阳战役蒋军就歼纪实》，溥仪在上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我的前半生》，沈醉著有的《军统内幕》等，一经面世即引起热烈的社会反响；溥杰、宋希濂、文强、杨伯涛等人写的回忆录或自传，也都成为畅销读物。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胡绳所言：“他们所叙述的往往是旁人不可能知道的细节。有些资料可以视为某一领域有代表性的典型材料。”
“文革”前，全国政协共编辑、出版《文史资料选辑》55辑，目前出版至170辑
全国政协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6卷，刊载有文史专员撰写、征集、审阅的文稿）
文史专员作为人民政协早期文史资料工作的组织基础和独特力量，为人民政协文史资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近60多年来，人民政协文史资料事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硕果累累，蔚为大观。征集了近 80亿字的文稿，编辑出版了50多亿字的文史资料图书、期刊，出版了一大批电子音像制品，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产品，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近现代史料库，在“存史、资政、团结、育人”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