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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受益者。我这里讲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简报信息化处理系统研发的故事,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辉煌事业长河里的一朵浪花。

初涉简报工作

我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不久,就参加了从当年8月27日至9月5日举行的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的简报工作。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包括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共155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这些人员分成4个组对提交会议的各项议案进行审议,列席会议的人员都划分到这4个组中参加审议,各组的人数大致相等。

办公厅研究室承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记录发言、把发言编辑整理成简报的工作。简报的主要作用:一是,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了解和掌握会议的进展情况、审议议案的情况,主持会议有序进行,并根据出席人员对议案的态度,考虑本次会议是否对一些议案进行表决;二是,供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人员了解、交流各组审议议案的情况;三是,供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工作委员会根据发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修改完善有关议案;四是,供国务院有关部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根据会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研究改进工作;五是,提供给中央主要媒体作为撰写新闻稿的素材;六是,留存档案。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4个分组审议议案时,每个组安排两名记录员轮流记录发言要点。当第一个人发言时,一位记录员作记录,第一个人发言结束后第二个人发言时,另外一位记录员作记录。这时,第一位记录员快速整理好发言记录后送给发言人进行核改和签字确认。分组会议现场的记录工作依此规则循环进行。

当时的记录用纸,是在文具商店购买的16开、每页14行双红线的文稿纸。记录工作规范要求记录一行空下一行,空下的这一行是预留给发言人用来作修改发言记录的。记录人员之间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记录速度快,有的记录速度慢;有的书写工整清楚,有的书写差一些;有的概括提炼能力强,边听边在头脑中对发言作加工整理,记录和整理工作一次完成,有的这方面能力要差一些。还有,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年龄比较大,有的地方口音重,不大容易听得懂,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记录人员就非常着急,努力去听、去辨识,有时还难免记录不完全。由于种种原因,会议的不同发言记录稿之间有一定的差距。记得有一次记录时,我把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林丽韫同志在发言中说的“耽误”的“耽”字写成了“担心”的“担”字,是林委员在核改发言记录时纠正过来的。还有一次,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叶笃正同志发言时用了臭氧层、氟利昂等一些专业名词,我一时想不起这几个字,就在记录纸上把它空了下来,是叶委员在核改发言记录时把这个“空”填上的。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30多年,每当想起这两件事,我的内心还是感到深深地愧疚。

发言记录经发言人核改和签字确认后,由专人收取集中复印,每一发言记录稿复印6份,一份送快报编辑人员编写快报,5份分别送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法制日报用来作撰写新闻稿的素材,原稿送简报编辑人员编辑简报。

简报编辑工作的基本程序是:第一,阅核、加工每份发言记录稿。比如,字迹不清楚的要描写清楚,引用的法律草案条文不准确的要核对改正,发言中讲到的客观事实有误的要更改过来。那时,一些年龄大的委员习惯写繁体字,又是使用铅笔,字迹容易弄模糊,也不好辨认。第二,根据审议的不同议案对发言记录稿进行分类。比如,在1986年11月的同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同时审议破产法草案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草案,就要把关于这两个草案的审议意见分别归类。第三,把关于同一议案对不同问题的意见进行分类。比如,编辑关于破产法草案的简报,就要把对法律名称、法律的适用范围、破产界限、整顿、破产职工的善后措施的意见进行分类。第四,根据不同的内容分别为每期简报拟定若干个小标题。第五,加简报报头、标明期数、编页码等。大致经过这些程序,简报就编好了。

简报工作的首次改进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简报编辑人员的工作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机关印刷厂在北京城区的南二环外。编好的简报稿,要用汽车送到印刷厂录入、校对、排版、印刷、装订。那时的简报稿,从记录发言、编成简报稿到简报稿送印刷厂都是人工完成的。一般每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会期在一周左右,简报大概要编发30—40期。不少时候,当天的简报是到了第二天凌晨三四点才全部编完。每天的简报稿都有几期是在第二天凌晨之后,才送到印刷厂开始录入、校对、排版、印刷的。

后半夜是人最困乏的时候。这时,录入、校对文字容易出差错。1998年11月,我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秘书组调回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担任副主任,分管会议简报工作。1999年10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草案。简报将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发言中讲的“邪教”二字印成了“教育”二字。当时,我早晨上班后,印好的头一天的简报就送到了我的办公桌上。我把这些简报快速地翻看一遍,发现了这个差错,马上让研究室负责文秘的同志把这期简报的底稿拿给我,经核对,简报稿编写没有差错,是印刷厂录入、校对环节出的差错。上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会议刚开始一会儿,这位副委员长就写来纸条,对这一差错提出严肃批评。我作了检讨。还有一次,简报将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职务错印成“副委员长”。

长期做简报工作,我们深知它的重要性,也清楚地知道,不论每次会议简报的量有多么大,尽管有人说简报太多看不过来,但每一期简报的每一段文字都有人仔细阅读,因为发言的人一定会阅读简报上自己发言的那段文字,简报上的任何差错都一定会被发现。简报工作是不容许出差错的。

这两次差错的教训太深刻了,它促使我们下决心对简报工作进行改革。针对简报曾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搞错这一个问题,我们设计了一种专门的发言记录用纸,把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职务以及列席人员的各种职务各单列一行,印刷在记录用纸的首页上,作记录时,记录员将发言人的姓名填写到相应职务前的空格里。

后来,我们总结认为,这一做法还谈不上是对简报工作的改革,充其量是“改良”,效果有限。但它是改革的前奏。

研发简报信息化处理系统

我在自己分管的工作范围内、在我可以决定的问题上,本着这样的工作原则:第一,为了完成好工作任务,要求每位同志增强责任感,认真地负起责任来,要有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如果工作任务繁重,8小时内完不成,就加班加点;第二,要把现代先进技术运用到工作中,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解决一些问题,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第三,如果通过上述努力,工作还做不完,又不给增加人手,那就考虑减掉可做可不做的工作。

很长时间以来,办公厅研究室和全国人大信息中心就有把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运用到简报工作中的想法,但时机一直不成熟,这里说的不成熟,指的是这么大的事儿,得有我们两个部门的上级领导同意和支持。2002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听了一个关于办公自动化建设方面的讲座。讲座人提出,就一个单位而言,办公自动化建设是一把手的工程,不然很难搞得好。我曾把这一观点向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何椿霖同志作过汇报,他赞同这一观点。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简报信息化处理系统能够研发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我对互联网这一新技术是关注的,中国互联网诞生不久,我就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秘书组的李艳等同事到清华大学参观过互联网应用的演示。

对研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简报信息化处理系统,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同志和秘书长何椿霖同志十分赞同;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周成奎同志和分管全国人大信息中心的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苏秋成同志思想解放,支持开展这一工作。

从2001年年初,办公厅研究室与全国人大信息中心开始合作研发这套系统。我在研究室分管理论室,我带领理论室主任李诚、副主任柳华,还有曾萍、马惠瀛同志,全国人大信息中心主任王平同志带领副主任张绍敏、总工程师孙博等同志,共同组成研发团队。

在第一次我们双方共同研究时,由于对计算机的功能了解很有限,我提出了一个疑问:简报工作有很多复杂环节和多种功能需求,计算机能实现吗?王平同志回答我:只有你想不到,没有计算机做不到。你们尽管提出简报的功能需求,具体怎么实现,这由我们信息中心来考虑。这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

我们设计通过操作计算机和运用网络完成从发言记录到简报稿传送到印刷厂的全过程。我们研究确定:由专门的速录员使用唐亚伟速录机在会议现场记录发言,以代替过去的由我们研究室工作人员手工记录发言要点。我在大学期间,参加了北京市西城区职业学校速记函授学习,学习过唐亚伟手写速记法。手写速记采用的是速记符号。在我速记函授毕业后短短的10年间,唐亚伟手写速记发展到了速录。王平同志提出,把原来手写发言记录改变为通过速录来形成电子文档的发言记录,就可以实现信息共享,适应各方面工作的需要,全国人大机关的各个部门不必再重复劳动。我认为,这是个挺先进的看法。速录是简报信息化处理系统的第一个环节,如果这一步做不到,这个系统就建立不起来。王平同志的这一看法,对打开我们的设计思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96年我出访,曾观摩过美国国会众议院开会的情况,他们的记录员都是年龄较大的男性,记录员用带子把打字机挂在身前腰的部位,站在发言议员的桌旁打字记录发言。议员发言由几位记录员轮流打字记录。

最初,我们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一个分组会议现场尝试用速录机来记录发言。同时,安排我们研究室文字能力比较强的万其刚同志在另一台计算机上接收速录稿并进行初编。速录是对发言做原汁原味的有言必录。初编工作,包括删去记录中重复的内容,把不完整的句子补充完整,文字不通顺的要进行调整等。试验的结果是:此时的发言在时长上与过去大体相同,但速录的文字量是原来手工记录文字量的数倍甚至更多,初编的速度跟不上速录的速度。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调整系统程序,改为由两个人做速录,两个人做初编,其中的一位速录员也适当做些初编的工作,这样初编就可以跟上速录的速度了。

新一版的简报信息化处理系统编好后,2001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期间,我们在1个分组会议上试用速录来记录发言,效果很好。2002年1月7日,我们开会总结经验,提出这套系统要有强大的检索功能,并确定争取在2003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任期结束前完成这套系统的研发工作并投入使用。此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分组已经由4个增加到6个。2002年2月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期间,我们安排在两个分组会议上试用速录;4月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安排在3个分组会议上试用速录;6月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期间,安排在另外3个分组会议上试用速录;8月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期间,在6个分组会议上同时试用,完成了全部测试工作;10月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期间,正式启用这套系统。至此,实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简报工作的信息化。李鹏同志在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报告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讲到常委会的工作制度建设不断改进时指出:“改革了分组审议的记录方式……扩大了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议案的民主,推动了常委会审议水平的提高。”2009年4月,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增加规定:“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由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工作人员记录,经发言人核对签字后,编印会议简报和存档。”这都是对这套简报信息化处理系统的充分肯定,体现了改革简报工作一小步,推进民主建设一大步。

在这套系统的测试过程中,我们提心吊胆。因为我无权在采用速录的同时,另外配备手工记录人员作备份。我们清楚地知道,假如这套系统瘫痪了,可是会议审议不停,发言在继续,简报要及时印发,但没有发言记录,事后又无法弥补,这对工作造成的影响将是重大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搞改革就有风险。这要求我们要有担当,要敢于负责,要胆大心细考虑周全,确保万无一失,不考虑个人得失。在测试过程和正式启用后的很长时间里,王平、张绍敏同志以及孙博等工程技术人员都坚守在工作现场,随时准备应对信息化处理系统的突发情况。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简报信息化处理系统主要由这样几个部分组成:第一,速录。第二,初编,之后逐个打印发言记录稿。如果发言人的姓名录入错误,系统会自动阻止打印。第三,将初编后打印的纸质发言记录稿送请发言人本人核改、签字确认。第四,对发言人增删、修改的发言记录内容进行处理、校对。第五,二次编辑,包括将一位发言人在同一次发言中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议案的发言记录进行拆分。第六,总编辑逐篇核阅发言记录稿后,操作生成简报。系统自动控制每期简报8900字左右、16个印刷页。在很长时间里,总编辑是由熟悉这套系统的李诚同志担任的。第七,通过全国人大机关局域网,将电子版的简报稿传送到印刷厂,印刷成纸质的简报。同时,将电子版简报在全国人大机关局域网上发布。

在一届当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成员基本上是固定的;每次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省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是不固定的。在每次会议前,由全国人大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将这些列席人员的姓名、单位、职务录入到系统中。系统对参加会议人员的单位名称作了统一规范。每位参加会议人员的姓名与他的单位名称和职务是绑定的。速录时,只需录入发言人的姓名,不需录入其单位名称和职务。单位名称和职务会在打印纸质的发言记录稿时自动与姓名匹配。

在这套系统研发过程中,2002年3月22日,何椿霖同志主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办公会议,会议同意关于建立速录员队伍的请示,并提出要通过速录这一技术手段,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简报、档案、信息化等工作上一个台阶,促进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质量的提高。7月,全国人大信息中心从北京市的高等职业学校挑选了10名毕业生,送到专业机构学习速录技能,又安排对她们进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工作基本知识的培训,组建起一支专门的速录员队伍。通过一次次“实战”,这些速录员对人大工作越来越熟悉,速录的正确率越来越高,逐渐减少了简报初编人员的工作量。她们在参加简报工作的同时,还担负各种会议记录服务、中国人大网信息处理等多方面的工作,为全国人大机关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经过长期的刻苦训练和工作实践,如今,她们已经成长为优秀速录员,多次在国际速录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2009年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荣誉称号。

全国人大常委会简报信息化处理的研发成功和投入使用,为简报工作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大大地提高了简报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一是,对参加会议人员的发言原汁原味地全程记录,使简报全面、准确、及时地反映发言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是“简报”不“简”,虽然叫“简报”,但对发言记录不作删减,实际上它是议事录。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说,看到简报的内容,就如同见到了发言人本人,每个发言人通常说话的口气、用词的习惯、表达的方式都跃然于简报上。这样的记录符合议事机关的特点和要求。每次换届后,新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成员和第一次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人员,都对这高效、准确、全面的发言记录给予高度评价。过去人工记录时由于不同的记录人员能力水平上的差异而导致的发言记录差异的现象已不复存在。二是,建立了新的简报工作规范和流程,统一了简报的有关表述,减少了过去人工记录编写简报的一些环节,过去容易出现的一些差错已经通过技术手段得以避免。三是,当天的简报当天就可以编辑完成,不需延长到第二天凌晨。四是,印刷厂通过网络接收到电子版的简报稿后,把它转成印刷形式,就可以开机印刷了,省去了以往的录入、校对、排版环节,在印刷厂的这3个环节上不会再发生差错,也不再需要用汽车向印刷厂送简报底稿。五是,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等部门设置了整理法律草案意见和建议的功能。六是,按照合理、节约的原则,设计了每期简报容纳的字数和相应的页数。这样,节省纸张,方便装订。七是,向参加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媒体提供电子版的会议发言记录。一个媒体只要一位记者到会就可以掌握6个分组的全部审议情况,甚至记者不到会,也可以通过网络获取电子版的发言记录,提高了记者撰写新闻稿的效率。八是,可以应发言人的要求,向他提供发言记录的电子文档。

这些年,这套系统在不断完善,功能越来越强大。2016年10月31日至11月7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四次会议,会期7天半,编发简报100期,并且做到了零差错。可以说,在有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今天,这套系统在国内仍然是最先进的。我们跟上了时代技术进步的步伐。

任何新生事物,人们对它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开始时,有的研究室同志觉得使用这套系统更麻烦,现场记录人员还由过去的两人增加到4人(速录员两人、初编人员两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愿意退回到手工记录的时代。人大及其常委会是依法通过会议行使职权的,为开好会议增加相应的工作人员是应该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今天,我们当年研发团队的每位成员回忆起20年前的经历,都有许多感慨。上级领导没有要求,是我们自己主动提出开展这项工作的,自己给自己压担子,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这当中有风险、有挫折,也有不同的议论,但更有成功带给我们的喜悦和宽慰。现在,由于年龄原因,我和王平同志都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我们觉得在全国人大工作的30多年留下了我们无愧、无悔的人生足迹。正如一首歌唱道的“不需要你认识我,不需要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