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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5月,张学良与赵一荻在台湾井上温泉留影。

   我和张汉卿(学良)是1928年以后才认识的。我喜欢他说话爽快,待人热诚。他也很看得起我。他每次到南京,我们都有往还,后来就成为很要好的朋友。西安事变以后,我钦佩汉卿的胆量义气,并同情他的遭遇,所以一有机会总想去看看他。

   从1936年汉卿被拘之日起到1947年这10年间,我看过他3次。

1936年第一次会面

   1936年12月26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到了南京,住在南京鸡鸣寺宋子文公馆,警卫森严,形同拘禁。大概是他到南京后三几天,我已经知道他不能再回西安去了。我到宋公馆去看他。他说,他希望即日返回西安,否则西安方面会发生事故,请我向蒋转达他的意见。我一面表示对他同情,一面安慰他不要着急。有些话也不好明言,只是空话安慰他一番,即告辞而别。

1938年第二次会面

   1938年8、9月间,那时抗战已爆发年余,武汉正吃紧,我在湖南省当主席,张汉卿就被拘禁在湘西沅陵县城对河的一个寺庙里。寺庙不大,庙中特别腾出几间房,简单地布置了一下,床、帐、桌、凳均很简陋,由一个刘副官(戴笠系统下的特工人员)带一部分宪兵守卫监视。我们那次谈话中,汉卿向我表示:“国家正是有事的时候,为什么老把我关在这里?我希望能早日恢复自由,为抗战做点事情,不论什么事都可以。”他托我向蒋去说,我请他写封信给蒋。他立即写了一封给蒋的信,写得很简单,除问候外,只说有许多话,希望能见蒋一面,当面陈说。我回长沙后,把他的信立即转给蒋。蒋没有给我回话,我想蒋更不会直接回答张汉卿。

1947年第三次会面

   时间是1947年10月间,地点在台湾新竹。当时我当西北行辕主任,在为新疆问题极度紧张工作之后,去做休假旅行,到了台湾。当时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是我的学生,我到台湾后即向彭提出要去看张汉卿。彭很犹豫,不敢答应。我当即对彭说:“一切责任由我负,不会连累你。”彭才勉强答应。

   10月30日清晨,我带着妻子、女儿一家人搭火车到新竹,再改乘汽车去看张汉卿。他住的地方叫井上温泉,距新竹约有两小时汽车的行程。汉卿预先知道,早站在园子里迎接。我们两人在屋里谈话,我们谈得很痛快。吃过午饭,我们又继续谈话,这时他托我向蒋介石同时向宋美龄提两点要求:第一点,他希望能够恢复自由。他对我说,他恢复自由以后,哪里也不去,蒋住在哪里,他就住在哪里。他除了恢复自由以外,没有任何的请求。他谈到第二点请求时,声音极小,唯恐被那个副官听见。他说,那个副官带着家眷,还有几个孩子,同他住在一个房子里,对他名为照料生活,实际上干涉的地方很多。他希望能让副官搬出他的房子,生活由他自己管理,以保持一定的自由和清静。

   他的屋里摆了一些线装书,记得还有一部《鲁迅全集》。他对我说,鲁迅笔锋锐利,骂人很厉害。他作了一首诗送给我,诗曰:“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不堪酒贱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原诗当时上海《大公报》曾发表过。我们还在一起照了一张相片,和汉卿的亲笔原诗稿一并制版发表。

1947年,张学良(右二)、赵一荻(右三)在网球场。

   我回到南京后,即去见蒋报告看望张汉卿的情况,并转达张向蒋提出的两点请求。蒋听了马上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只“啊,啊”地哼了几声,对张的请求不置一词。我只有再去找宋美龄,宋叹息地说:“文白(指张治中)兄,我们对不起张汉卿!”然后接着说:“第一点不容易做到,恐怕现在不可能得到许可。第二点我一定想办法做到。”

   听说蒋介石对我去看张汉卿一事,极为不满,曾下手谕,以后非经他批准,任何人不许去见张学良。

   本文选编自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作者张治中(1890—1969),安徽巢县(今巢州市)人,著名爱国将领,曾任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