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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五周年,13年前58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开启了大运河申遗之路。我当时在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亲历了这一历史过程。

从一次纪念座谈会说起

   1985年,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联名提案,呼吁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提案提交后,得到了各方的高度重视。当年11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批准我国加入该公约,从此拉开了我国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大幕。2005年,适逢我国加入《保护世界遗产公约》20周年。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联合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人民政协报社共同举办“中国保护世界遗产走过20年”纪念座谈会,座谈会拟邀请四位德高望重的老委员出席。我当时负责活动方案起草和组织联络工作,与罗哲文先生联系时,罗老透露要在会上谈一谈大运河申遗的事情。我随即把这个情况向我的领导、文史办王合忠副局长作了汇报。

   ▲2005 年 12 月,在“中国保护世界遗产走过 20 年”纪念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左四)为联名提案的四位老委员颁发政协会徽铜盘。左一为阳含熙,左三为郑孝燮,左五为罗哲文,侯仁之先生由长子侯方兴代表(右二)。

   12月22日,座谈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金厅举行。座谈会上,罗老谈到:大运河文化内涵丰富、价值重大,适逢正在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申报世界遗产,对于大运河保护具有抢救性的意义。他透露,几天前他和郑孝燮先生及杭州的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联名给运河沿岸的18个城市市长写了一封信,呼吁用创新的思路加快京杭大运河申遗的进程。

   罗老提到的那封信,是2005年12月15日发出的,信中这样写道:“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京杭大运河的价值和风貌传承千万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断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通过‘申遗’,京杭大运河完全可形成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文化与自然景观带;在保护和弘扬了中华千年文化的同时,还能够使京杭大运河沿岸人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座谈会后,文史委主任会议把“运河沿线的历史遗迹保护”作为委员会2006年调研备选题目。2006年1月初,在文史委全体会议上,委员们对大运河这一题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许多委员当下就表示要参加考察。经过讨论,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被确定为本年度的重点调研题目。2月份,文史办再次邀请罗哲文、谢辰生两位老委员来政协机关,就如何开展工作向两位专家请教。罗老说,大运河申遗涉及多个省市、多个部门,18个运河城市市长只有杭州、扬州两市对申遗信有反馈,当前最重要的是引起领导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他提议,能否像当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一样,请政协委员联名写一个提案,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呼吁这件事情,然后组织较大规模的考察调研活动,造成一定声势,通过媒体做好宣传,将调研成果上报中央。

   而此时,浙江省政协原主席、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刘枫同志多次调研杭州市在运河保护与整治方面取得的成果,提出要使大运河杭州段成为杭州“新的文化亮点、新的文化知名品牌”。经几方的协调和牵线搭桥,杭州方面态度非常积极,愿意承办有关会议和活动。

   两会前夕的3月1日,刘枫副主任出面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东厅召集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商讨大运河考察调研活动安排事项。与会者有杭州市政协主席虞荣仁及分管文史工作的副主席俞国庆,杭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运河综合整治与保护工作开发指挥部总指挥陈述,王合忠副局长和我,以及罗老的助手、《人民日报》海外版主任记者齐欣等十余人。大家谈到,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运河沿线20多个城市和文物、建设、水利、交通、环保等多个部委,需要相关部委和运河沿线各城市统一认识,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做好大运河的保护工作,才能取得申遗成功。政协要发挥自身的优势,深入调研,大造声势,唤起全社会对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的关注和支持。会上议定了几件事:一是由刘枫副主任牵头,提交一个关于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的提案,呼吁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启动大运河申遗工作。二是5月中旬组织沿大运河的全程考察,邀请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任团长,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和相关领域专家、运河沿线省市政协文史委负责人参加。三是考察结束后,在杭州举行研讨会,全国政协领导出席讲话,邀请运河沿线城市市长参加。


起草提案初稿

   3月3日,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开幕。因我在文史办主要负责文稿起草工作,在紧张的秘书小组工作之余,根据文史委领导指示,结合我对大运河申遗的认识和体会,执笔起草了《应高度重视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启动“申遗”工作》的提案初稿,3月5日晚报送给了刘枫副主任,他很快就修改定稿。刘枫副主任所在的中共组,集中了大运河沿线省市政协的现任主席或原主席,各位主席深感政协搞这个题目,对推动运河的保护和沿线经济发展意义重大,纷纷在提案上签名。此外,社科界和文艺界委员们对大运河申遗也给予高度关注。这样,短短半天在提案上联名的委员就达到了58位,这当中有国家文物局前后两任局长——张文彬和单霁翔,有考古学家刘庆柱、文博专家夏燕月,还有舒乙、陈漱渝、王铁城、吴雁泽等文化名人。

   提案指出,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漕运通道”和文化交流的桥梁,京杭大运河凝结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诸多领域的庞大信息,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统一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京杭大运河的保护与申遗工作绝不是一省、一地、一个部门之事,绝不是一件小事,事关中国东部地区可持续发展,事关中华民族文明传承和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应从战略高度,立即启动对京杭大运河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并在适当时候申报世界遗产项目。

   3月10日,新华社发通稿《京杭大运河堪比长城,委员呼吁“抢救性保护”》,报道了58名全国政协委员的联名提案,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


沿途考察见闻

   3月中旬,两会闭幕后,全国政协文史委即着手大运河全程考察和筹备杭州研讨会的工作。令人没有想到,报名参加考察的政协委员很多,不少委员放弃或推迟了个人5月份的其他活动安排,目的就是为了走一走这条承载了中华文明庞大信息的“历史之河、文化之河”。考察团最后组成人数是68人,包括23位全国政协委员、11位各个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14位中央新闻单位记者,还有来自沿河6省市政协文史委的负责同志。陈奎元副主席担任考察团团长,来自京杭大运河两个端点——北京市和浙江省政协原主席、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两位副主任程世峨、刘枫担任副团长。

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纪念标

   5月12日,细雨蒙蒙,被新闻媒体称为“大运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程考察”在首都博物馆启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全国政协副主席、考察团团长陈奎元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为“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活动纪念标”揭幕。

   启动仪式开始前一天晚8时,当时我们还在首都博物馆布置第二天的会场,我接到齐欣的电话,告知91岁的郑孝燮先生下午接受记者采访后,身体突感不适,被紧急送往北京医院的ICU病房救治。

   “都准备好了?”安定后的郑老握着齐欣的手问。

   “外面在下雨,可能明早会停。”

   郑老说:“看来通州我是赶不上了,希望明天下午能到天津和大家会合……”

   当考察团行至邳州时,我在车上接到郑老夫人打来的电话,说郑老出院后,休养身体稍好,每天在家中转圈,吵着要赶到扬州与考察团会合,家人怎样劝说都不行。我在电话中安慰郑老:委员们都很惦念郑老,请他保养好身体,政协还要请郑老发挥更大的作用。电话那头,郑老先是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既然组织上这样安排,我听组织的。我很能理解这位文物保护前辈的心情。就在此前不久,郑老、罗老曾先期考察杭州与扬州,一踏上杭州拱宸桥,郑老深情地说:“老朋友,我又来见你了!”拳拳之心,令人感动。

郑孝燮先生作《颂京杭大运河》

   考察的前半程,罗老步履有些蹒跚,原来考察团启程的前几天,正是“五一”假期,罗哲文先生在宿舍小区骑自行车,脚蹬子突然断裂,他从车上摔下来,磕破了膝盖。我们劝他多休息,但罗老总是摆摆手,笑笑说:“没事!”路途中有几次坐船,他便把裤腿挽起来,晾晾伤口。考察团在临清考察舍利塔时,因行程紧、人员多,就告知大家不登塔了,只在周边看看。我们正在听讲解员介绍,有人跑过来说:罗老上塔了。塔高54米,九级八面,塔内窄窄斜斜的梯道只容得下一个人通过。出于对老人年龄和腿伤的担心,我马上跑过去准备帮扶,却见罗老与几位委员谈笑风生地从塔上走下来了。

2006 年 5 月,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在北京通州考察,从左至右:王合忠、谢辰生、秦序、郭旃、方兆麟。

   84岁的陈桥驿先生是水利史研究方面的大家,他是一个既倔强又可敬的老先生。每到一地,陈先生总要详细询问一些数据,时不时和介绍情况的同志交锋几回合。当别人听不懂他那口纯正的绍兴话,他着急了,干脆直接拿英语对话。还有85岁的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先生,爬坡涉沟,全然不顾自己年事已高。

   考察刚开始,董必武之女董良翚委员就不慎摔伤了脚腕,行至天津伤情已比较严重,但她坚持要走完全程,并几次谢绝当地陪同人员要她坐轮椅的好意。后半程,脚伤有所好转,董委员借助一支拐杖,行走在考察队伍当中,被人称为更像是“董老”。

   考察团每天都有感人的故事发生。这些委员、专家以留住历史文化遗产的根脉为己任,不辞辛苦、远行跋涉的精神感染着周围的许多人。

陈桥驿先生接受随团记者采访

作者陪同罗哲文先生在大运河德州段考察

   考察团于5月21日中午抵达杭州,历经10天,行程2500多公里,对6省市的18个城市、30余个县区的各个运河河段进行了考察,收获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考察团得到了沿线省、市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省长吕祖善,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市政协主席出面会见考察团全体同志。沿线城市的市委书记、市长陪同考察,介绍情况。因行程安排很紧,每天的新闻报道工作充实而紧张。时值初夏,气温闷热,男记者在房间里往往赤膊上阵,女记者则常常废寝忘食。在10多天的时间里,人民网、《人民政协报》、杭州电视台、《钱江晚报》等媒体每天都有专题报道。


执笔起草《杭州宣言》

   5月22日,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在杭州隆重召开。

   研讨会上,陈奎元副主席讲话,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淮安市市长樊金龙、扬州市市长王燕文等18个城市的领导同志分别介绍了各自城市运河段的现状及保护工作的情况。委员和专家们结合考察中的感受,从各自研究领域的角度,阐述了如何做好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带病参加了在杭州的全部活动,并在闭幕会上作了发言。

   两院院士周干峙先生因公考察中途返回北京,研讨会开幕时,不但本人赶到,还带来了另一位两院院士、著名规划设计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

   为唤起公众对大运河重要地位和多重价值的社会认知度,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的保护意识,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大运河的保护与申遗工作,会议计划通过一个《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杭州宣言》。办公室领导委派我负责宣言的起草工作。5月23日中午,我写出了征求意见稿,下午发给与会同志,广泛征求意见。24日中午,根据大家的意见迅速修改定稿。24日下午闭幕会上,受大会委托,舒乙先生用他浑厚、富有激情的语调高声宣读,《杭州宣言》就这样产生了!

   宣言指出,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物质和精神财富,是活着的、流动的重要人类遗产。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大运河为我国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作用。保护好京杭大运河,对于传承人类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宣言提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运河的传统运输功能已经改变,河道、沿河风貌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前又面临着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严重挑战。如果再不加强保护,大运河的历史文化遗存、风光景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就会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真实性和完整性就会不复存在,这将是中华民族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对大运河进行抢救性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宣言呼吁:贯彻科学发展观,在大运河沿线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实施过程中,更加注重大运河的整体风貌,确保沿线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合理利用资源,维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切实把申遗的过程变成加强大运河保护与管理的过程,延续运河文脉,传承运河文明。

   站在今天看,当年《杭州宣言》中提出的观点,所关切、所呼吁的重大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其重要意义和价值,将写在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史册中。


编纂相关图书

   2006年,注定属于大运河年。就在杭州研讨会结束第二天,5月25日,国务院公布京杭大运河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月,第三届大运河文化节暨保护与申遗高峰论坛在北京市通州区举行。11月,全国政协文史委与北京市政协共同举办210多米长的《古运回望图》大型画卷首展,贾庆林主席等领导同志参观画展。与此同时,运河沿线各省市政协,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大运河申遗建言献策。随着认识的深化,大运河的内涵,也逐步由“京杭大运河”扩展到包括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在内的“中国大运河”。12月15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大运河列在第一位,涉及8省市、35个城市。

   2007年1月底,经委员会和办公厅领导批准,几经修改、完善,由我负责起草的调研报告《关于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的建议》,正式报送给中央。2月初,由王蒙主任主持,在沧州召开了大运河沿线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研究发挥政协组织的优势、进一步推动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的具体措施。

   2007年春节,我是在紧张和忙碌中度过的,全身心投入到《京杭大运河2006》一书的编辑出版中。那年除夕,我忙碌了一整天,傍晚才离开办公室。大年初三,我即与齐欣飞往杭州,在印厂插图、调整版式,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又飞回北京,忙两会的准备工作。

   2007年3月3日,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开幕。3月5日,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京杭大运河2006》一书从杭州运抵北京,赠阅给全体委员。该书全景式记录了2006年全国政协助力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所走过的道路。一时间,大运河成为委员和媒体热议的话题。

   3月11日上午,刘枫副主任代表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作了《高度重视京杭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的大会口头发言。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同志当即批示:关于京杭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的建议值得高度重视。请作分析,将现在就能做的工作先做起来,对长远的、涉及面广的问题可在深入研究论证后逐项解决。

   3月11日下午,大会新闻组还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专门安排了一场“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集体采访活动。我们精心布置了会场:进门处摆放的是由我负责编排的五块宣传展板,长条桌上展开的是《古运回望图》百米长卷。现场播放了全国政协考察大运河的视频。集体采访邀请了刘枫、单霁翔、舒乙、刘庆柱四位委员介绍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由大会新闻组组长、文史委副主任李仁臣主持。参加集体采访的各家媒体十分踊跃,来的记者几乎把整个大厅都围起来了,现场互动气氛非常热烈。我在会场照相时忽然发现,五位委员上方悬挂着“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集体采访”会标的背后,是一幅描绘“金山岭长城”的巨幅油画。真是巧合!我当时就想,作为我国古代的两项伟大工程,大运河与长城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要像保护长城那样保护好大运河,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光荣使命。

    ▲2007 年 12 月,全国政协考察团在隋唐大运河洛阳段考察,前排从左至右分别为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德、张文彬、弥松颐、 张志新、王晓秋。

   在这之后,全国政协召开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提案办理专题协商会,组织隋唐大运河调研,举办淮安高峰论坛、淮北高峰论坛等一系列活动,我都亲身参与了。此外,为宣传、挖掘运河文化的深厚内涵,我策划和参加编辑了《中国大运河》画册、“运河名城”系列丛书(已出版杭州、扬州、济宁、临清、枣庄、宿州、嘉兴七卷)。自从有了这种深深的运河情结,我们被人戏称为“掉进河里”的人。

   推动大运河申遗成功,不仅凝结着罗哲文先生等一批老委员、老专家和参加考察、调研、关心关注这件事情的多届政协委员的心血和智慧,也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发挥作用的范例。我很荣幸参与其中,为此贡献绵薄之力,留下了最美好的青春记忆。

 2019 年 6 月

   本文选自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办,中国政协文史馆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73辑。作者王文运,中国文史出版社第一编辑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