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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有一封毛主席写给我的信:“静文同志,10月间的信和徐先生所绘奔马,早已收到,甚为感念。兹派田家英同志询问你们的情况,如有困难,请告之为盼!顺致敬意。毛泽东,1953年12月13日。”读着这封信,我不禁回想起50年代初的往事,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如在眼前。


1951年,徐悲鸿在家中创作《毛主席在人民中》。

   1953年9月26日,悲鸿因过度劳累而在会场突发脑溢血症,送医院医治无效不幸早逝。这沉重的打击猛烈地向我袭来,我的心情极为痛苦。当我含泪检视悲鸿的遗物,决心将悲鸿的全部作品和全部收藏捐献给国家时,见到了悲鸿所画的一幅准备送给毛主席的奔马。画面是一幅用墨泼绘的骏马,它高高地昂起头,如疾风闪电似地向前飞奔。在画面的右侧,悲鸿用苍劲的字,题写了:“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表现了悲鸿所感受的人民获得解放之后那种无比欢欣鼓舞的心情。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帝国主义侵凌的时代从此结束,举目展望国家的前途,悲鸿感到无限光明。这幅作品抒写了悲鸿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敬爱。于是,我托人将这幅画送给了毛主席,以完成悲鸿的遗愿。毛主席在12月13日给我写了回信,并请田家英同志送给我。

徐悲鸿《奔马》(1953年)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上午,当时我已到北京大学学习,正在上课的时候,忽然校长室派人到教室里找我。当我迎着凛冽的寒风向校长办公室奔跑的时候,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自从突然失去悲鸿以后,精神上难以治愈的创伤,使我就像一只惊弓之鸟,时刻害怕再有什么灾难落在我的头上。

   当我忧心忡忡地跑进校长办公室时,田家英同志立刻站起来,将毛主席亲笔书写的信交给我,并且对我说,毛主席交给他这封信后,当他走出屋子时,毛主席又把他叫了回去,细心地嘱咐说:“要告诉廖静文同志,一定要她把徐先生遗下的幼小儿女好好抚养成人。”读着毛主席关怀我的信,听着田家英同志述说的充满感情的话,我的泪水止不住从双颊滚滚流下,以至低声啜泣起来。虽然,当时我确有不少困难,既要学习,又要抚育两个年龄太小的孩子,但是,我没有向主席提出要求什么照顾,只是请田家英同志转达我对毛主席的感激,同时,请他告诉毛主席放心,我一定会把悲鸿遗下的儿女好好地抚育成人,教育他们继承父亲的遗志。


1950年,徐悲鸿和廖静文在北京。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曾多次想,毛主席日理万机,多么繁忙啊,但却如此细致地关怀着我和孩子们,这说明毛主席对悲鸿是多么尊重。我认为这不仅是对悲鸿个人的尊重,而是对我国知识分子的尊重。

   我也难以忘记,在1948年冬天,解放大军正对北平展开包围时,悲鸿老友田汉同志忽然秘密地从解放区来到我们家里,带来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对悲鸿的嘱托。田汉同志穿着一件厚厚的棉袍,戴一个大口罩,脖子上围一条很大的毛线围巾,帽子压得低低的,几乎把前额都遮住了,我们差一点儿认不出他。我记得那是一个停电的夜晚,在摇曳的烛光下,田汉同志满怀欢喜地告诉我们:“我来北平之前,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希望悲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并尽可能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听到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在指挥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戎马倥偬之际,还挂念着北平的文化界,挂念着悲鸿,我们万分感动。当时,虽然我们还没有见过毛主席,但我们觉得他离我们很近很近,我们仿佛听见了他那温和的带有浓重湖南乡音的话语。

   外面,狂啸的北风把窗户摇得“咯吱咯吱”作响,远处传来警车尖厉的呼叫……

   1949年,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北平的解放,悲鸿才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并亲切地互相交谈。虽然,悲鸿的年龄比毛主席小两岁,但毛主席还是尊称悲鸿为“徐老先生”,他很关怀悲鸿的工作和健康。


1949年11月29日,毛主席应徐悲鸿请求为国立美术学院题写校名,并复信。

   悲鸿生前曾多次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每次都亲笔回信,而且都是用墨笔书写在白色宣纸的素笺上,整齐而潇洒。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毛主席的谦虚和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与重视。

   在那些流逝了的岁月里,每当我展视这些墨迹犹鲜的书信时,对毛主席的崇敬和对往事温馨的回忆,便油然而生,使我久久地陷入沉思默想中。这时,仿佛有一阵清新的风缓缓地从我的心上吹过,拂去我的忧伤和抑郁,激起我对党更加真挚的热爱和深情……

 

   本文选编自全国政协暨辽宁省政协等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肝胆相照见真情》,图片为编者所加。作者廖静文(1923—2015),湖南长沙人。徐悲鸿夫人。曾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悲鸿画院名誉院长等职。